新中国的“百灵”——何其芳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何其芳”是个亮丽的名字。

　　何其芳原名何永芳，1912年2月5日出生在重庆市万州区。幼时入私塾，少年读新学，青年习诗文……何其芳称自己少时性格内向，“幼稚的时期”一直持续至22岁。他写诗的初衷，不过是想“给自己制造一个美丽的、安静的、充满着寂寞的欢欣的小天地”，并希望自己的诗能让“和我同样寂寞的孩子得到一点快乐和抚慰”。受“五四”新文学作品的影响，他的诗早已从“七绝”、“五言”的藩篱中跳出，如《预言》、《夏夜》等早期诗歌，韵味独具，初入诗坛，就显现出了非凡的才华。

　　1929年秋，何其芳考入上海中国公学。一年后，他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几年寒窗，他不仅学业优秀，而且写出了大量的诗歌和散文，并将这些诗文编入了《汉园集》、《画梦录》、《刻意集》和《预言》等集子。1936年，他的散文集《画梦录》与曹禺的《日出》、芦焚的《谷》一起获得《大公报》文艺奖金。何其芳的诗歌不仅倍受广大文学青年的喜爱，他独具特色的散文格式，也在当时风靡一时，人称“何其芳体”。

　　然而，“芦沟桥事变”的炮声，将这个醉心于“刻意”、“画梦”的年轻人震醒了。在那个关系民族存亡的多事之秋，一个有理想、有追求、才华横溢的年轻人，是不能去“刻意”、“画梦”的。1938年8月，他与沙汀、卞之琳一起从成都出发，行程1500公里，于8月31日到达延安。喜爱诗词歌赋的毛泽东亲切地接见了他们。延安的火热生活深深感染了何其芳，他在尽情地为新生活歌唱的同时，也积极追求进步，并于同年11月，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4月，他担任了鲁艺文学系主任。

　　思想上的飞跃，更激发出了何其芳创作上的灵感。《我歌唱延安》、《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生活是多么广阔》、《夜歌》……当何其芳再一次跃上诗坛时，仍然是托物寓意、写景抒情，仍然是出语沉蕴、要取自如。所不同的是，诗意，已不再是一已忧怨的宣泄；诗风，也不再是“花前月下”的低吟。一种充满浓郁的时代气息的诗情从何其芳的笔下汩汩流出:“我像盲人的眼睛终于睁开/从黑暗的深处看见光明/那巨大的光明呵/向我走来/向我的国家走来……”

　　这些诗很快组成诗集《夜歌和白天的歌》，一经出版便销售一空。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真是又惊又喜。他们被一种朴实明快的诗风所吸引，被一种真挚的爱国主义情怀所感动。

　　抗战后期，何其芳先后两次被派到重庆工作，曾任中共四川省委委员、宣传部副部长、《新华日报》社副社长等职。这期间，他用杂文和评论的形式，写下了许多针砭时政的文章，他已不单是一个文人学士，而是一个精明能干的革命家。在工作之余，他仍然写下了大量的革命抒情诗。“好长的路/好曲折的路/多少人倒下了/而又多少人继续走下来的路/终于走成了一条异常广阔的路/新中国呵/百年来的梦想中的新中国呵/不管还要经过多少曲折/你将要在我们这一代出现……”

　　新中国成立后，何其芳先后担任过中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人民文学》和《文艺报》的编委、《文学评论》的主编。这一时期，他除著有《西苑集》、《关于写诗和读诗》、《论<红楼梦>》、《诗歌欣赏》等外，主要致力于文学评论和文学研究的组织工作。他想为新中国文学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作出自己最大的努力。

　　1977年7月24日，在“文革”中倍受“四人帮”迫害的何其芳，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65岁。1997 年，家乡人民在重庆市万州区太白岩兴建了何其芳墓园，以纪念这位为光明而歌唱，为新中国的诞生和强大而歌唱的“百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