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民党“一大”宣言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讲演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是首次国共合作的纲领性文件，是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精神生命” “一大”宣言的通过，从政治上保证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所以研究首次国共合作的学者们都非常重视对国民党“一大”宣言的研究，这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应该的。但是国民党“一大”宣言与孙中山三民主义讲演在内容上有无不同，又有那些相同，为什么孙中山在通过宣言后就立即系统地讲述他的三民主义？对于这些问题已经有学者注意研究 了，但研究得还不够深入。研究这个问题对于我们全面地理解孙中山的思想，正确地继承他的事业和发扬孙中山的精神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国民党“一大”宣言，据周恩来的回忆，“是孙中山先生委托鲍罗庭起草，由瞿秋白翻译，汪精卫润色的”。 张国焘的回忆基本相同。他说：鲍罗庭当时住在广州的东山，忙于起草大会的各种文件。瞿秋白同鲍氏住在一起，任鲍的助手和翻译。大会的宣言草案，就是由鲍罗庭与汪精卫、瞿秋白共同草拟的。 即是说，这个宣言是由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代表共同制订的。宣言从起草到定稿，都是由孙中山指定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和鲍罗庭四人组成的委员会，经过反复的讨论、审议和修改才完成的。每次讨论共产党员瞿秋白都在场，他作为鲍罗庭的助手和翻译，鲍起草的宣言俄文稿便由他译成中文，并在翻译中做文字修饰工作，所以瞿秋白实际上也是代表中国共产党参加宣言起草的成员之一。至于宣言起草的过程和争论已有人作过专题论述， 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国民党“一大”宣言，既然是由三个方面代表经过较长时间的讨论而制订出来的，因此它有鲜明的求同倾向，既反映了各方的基本观点和共识，又不能完全反映各方对当时中国问题的不同认识，因此它是一个各方互相妥协的产物。它既含有积极的因素，又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消极的因素，这在后来的国共合作中明显地表现出来，并得到了印证。

国民党“一大”宣言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中国之现状”，二是“国民党之主义”，三是“国民党之政纲”。第一部分“中国之现状”，在讲到辛亥革命后民族革命“颠覆满洲之举始告厥成”后，指出“革命之目的，非仅仅在于颠覆满洲而已，乃在于满洲颠覆以后，得从事于改造中国。依当时之趋向，民族方面，由一民族之专横宰制过渡于诸民族之平等结合；政治方面，由专制制度过渡于民权制度；经济方面，由手工业的生产过渡于资本制度的生产”。这显然是吸收孙中山的思想。而接着讲到：“自革命失败以来，中等阶级频经激变，尤为困苦；小企业家渐趋破产，小手工业者渐致失业，沦为游氓，流为兵匪；农民无力以营本业，至以其土地廉价售人，生活日以昂，租税日以重。”并根据这种“江河日下之势”，宣言概述国内各党派以至于个人暨外国人拟议解决中国问题的各种政治主张，如立宪派、联省自治派、和平会议派、商人政府派等。这显然又是吸纳中国共产党人的看法，而且许多都是从1922年6月15日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中移植过来的。至于宣言的第二部分：“国民党之主义”，即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这是孙中山领导革命的理论基础和政纲。“宣言”说三民主义是“救国之道”、“中国唯一生路”，这明显是反映孙中山以及国民党人的意愿。至于宣言对三民主义的解释，既反映了孙中山的思想，又包涵许多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的主张和意见，比如民族主义概括为争取实现“中国民族自求解放”和“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并把反帝和反军阀作为主要手段，这些内容孙中山无疑是接受了共产党人的意见，并成为他的思想，但有一些明显是共产国际方面强加给他的，比如说：“然不幸而中国之政府乃专制余孽之军阀所盘据，中国旧日之帝国主义死灰不免复燃，于是国内诸民族因以有杌陧不安之象，遂使少数民族疑国民党之主张亦非诚意。故今后国民党为求民族主义之贯彻，当得国内诸民族之谅解，时时晓示其在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之共同利益”。关于“少数民族疑国民党之主张亦非诚意”之类的语句，在孙中山的著述中是从未有过的。又比如民权主义，宣言在讲到民权运动之方式，以孙先生所创之五权分立为之原则后，又指出“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造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也。于此有当知者：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与所谓天赋人权者殊科，而唯求所以适合于现在中国革命之需要”。这类话明眼人一看便知，是共产国际方面有意说给国民党人听的，在孙中山的言论中也是找不到的。至于民生主义，宣言所释：“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真实地反映了孙中山的思想，但一些具体叙述，比如“中国以内，自北至南，自通商都会以至于穷乡僻壤，贫乏之农夫，劳苦之工人，所在皆是。因其所处之地位与所感之痛苦，类皆相同，其要求解放之情至为迫切，则其反抗帝国主义之意亦必至为强烈。故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盖无可疑者”。关于农民、工人在革命中起决定性作用，农民、工人是国民革命的核心力量，这是共产党人的一贯主张，把这个主张写上宣言，便确立了国民革命应以农民、工人为主力的原则。

宣言明确指出，国民党之三民主义，只有宣言解释的是“真释”。因此便产生了凡与宣言的解释不一致的便是“假释”、“伪释”的结论。这明显是共产国际和共产党人坚持的一个原则，孙中山接受了这个原则，但许多国民党人反对这个原则，这大概也就是在宣言通过后，孙中山便立即进行三民主义讲演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也正因为如此，便留下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即孙中山逝世后，国共两党继承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应该继承什么的问题。

关于宣言的第三部分“国民党之政纲”，各方面也都力争把自己一方的主张写到政纲中去，虽然各方对政纲仍有分歧，但基本上反映了国共双方的基本看法。

所以，国民党“一大”宣言，诚如一些学者所指出：反映在宣言的思想观点上，既有共同语言的综合，也有不同语言的混合。孙中山作为宣言的指导者、审定者，宣言自然较多地体现了他的思想观点，“这既包括他原来所具有的或加以发展的观点，也包括他过去所没有的但心甘情愿地接受下来的新观点。当然，还会有一些在宣言上面讲到了，但却令他颇感格格不入的观点。孙中山本人的一些基本观点有些被接受写进了宣言，但也有一些由于不易被别人接受，而未写进宣言或经过加工改造后才写进宣言” 。因此，国民党“一大”宣言虽然是孙中山的著作，基本上反映了他的思想，但也不能视为百分之百地反映孙中山的思想。然而，正由于宣言混合了各方的观点，使它能成为国共双方合作的共同思想基础，但也因此国共双方按照自己所需作出自己的解释，各说各的，便造成对国民党“一大”宣言的解释一直存在严重分歧。毛泽东在1940年发表《新民主主义论》，他承认“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但他又指出：“这种三民主义不是任何别的三民主义，乃是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所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因为“只有这种三民主义，才是真三民主义，其他都是伪三民主义”。只有《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对于三民主义的解释才是“真释”，其他一切都是“伪释”。 毛泽东并不注意孙中山在1924年讲演“三民主义”的内容。相反，戴季陶在1925年发表《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为孙中山死后，国民党的反共制造舆论，在论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论时所强调的却是孙中山讲演“三民主义”的内容，却无视毛泽东所用的国民党“一大”宣言。“这不仅表明了毛泽东与戴季陶的立场不同，同时也暗示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与《三民主义》讲演之间的差异” 。也正由于这样，对于国民党“一大”宣言各作各的解释，并出现了对宣言的篡改，由此又出现宣言版本的真伪问题。

关于孙中山对国民党“一大”宣言的态度，首先他是竭力使宣言能反映国民党“一大”的精神，使各方能接受和获得通过。因此“一大”开幕后，孙中山便提出成立大会《宣言》审查委员会，他主张审查委员会由9人组成，由大会选举产生，多数代表主张授权孙中山指定。孙中山经过权衡和认真的考虑，决定由国民党的元老和青年与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成员共同组成审查小组，提出由胡汉民、戴季陶、叶楚伧、茅祖权、李大钊（中共党员）、恩克巴图、王恒、黄季陆、于树德（中共党员）9人为宣言审查委员会委员。在审查宣言过程中，由于各方坚持各自的主张，不仅使在宣言起草阶段原有的分歧变得更加尖锐突出，而且还使宣言与其他问题纠缠在一起，从而出现了错综复杂的情况。两方争论的爆发点表面上是对民生主义看法上的差异和对帝国主义的态度，但是从更大的范围去审视它，实质上是关于国共两党对内外政策的分歧。

关于民生主义所发生的争论，黄季陆后来承认“属于主观的组织的排他性而产生的居多，属于理论上争论并不如我们相象之大” 。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两个不同阶级的政党，它们之间具有本质差异。民生主义从共产党人的立场说，首先是要解决“工人和农民”的根本生计，特别是“土地农有”问题，因此共产党认为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同共产主义是不矛盾的。而国民党右派则“认定民生与共产为绝对不同之二种主义，于是群起排斥，暗潮便因之而生” 。通过对民生主义的争辩，共产党同国民党右派之间的鸿沟清清楚楚地显现出来了。孙中山为缓和会场因争论造成的紧张气氛，1924年1月21日下午在第一次《宣言》审查报告提到国民党“一大”大会讨论审议之后，孙中山特将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限作了说明。他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必须避免“因此（民生）主义而生误会，因误会而生怀疑，因怀疑而生暗潮”，导致“将来分裂发生不良结果”，他抨击国民党右派利用民生主义争论，挑拨国共两党和国民党与俄国之间的关系。他说：“俄国既为各国所承认，故就利害而言，本党与之联合，将来必能得中俄互助之益，决无大害”。又说：“既就是非而言，本党既服从民生主义，则所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集体主义，均包括其中” 。此话并不确切，但孙中山讲这个话的主要意思是强调“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毫无冲突”，指斥右派不要借此制造事端。孙中山这个说明，虽然不可能使国民党右派由“怀疑而生之暗潮从此便可打消”，但却使会场从阴霾四布中趋向光明。

此外，在宣言审查会中争辩最剧烈的还有一个关于反对帝国主义的问题，主要是关于要不要将收回租界，收回海关，取消外国人在中国的特权的内容写入宣言。《宣言》初稿对上述内容有明确的概述。黄季陆极力主张将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从宣言中删去，他认为“近在咫尺间的有（广州）沙面租界和粤海关，再如香港、九龙和广州湾，这些地方不是英国的租借地，便是法国的势力所在”。对于这些现实的问题，暂时做不到，最好不说。黄氏的意见遭到李大钊的批驳。李说：你作为一个宣言的审查委员会委员，“应当有服从多数的精神”，既然多数认为要将反帝的内容在宣言中明确表现出来，你应该无条件服从多数。为平息李大钊与黄季陆等人的争论，胡汉民提出一个折衷方案，主张把关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条款说得笼统抽象一点，不必太显明地提出。大多数审查委员赞成胡汉民的主张。于是，收回租界，收回海关、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反对帝国主义的政纲，便从宣言草案中抽出而代之以笼统抽象的词句。孙中山对此十分不满。1924年1月23日下午国民党“一大”全体代表原则上通过宣言。1月30日上午孙中山主持大会，廖仲恺提出修改宣言提案，他说：“租界制度于20世纪之今日尚任其存在于中国，实为中国民族之耻辱，应由中国收回管理”，“外国人在中国领土内应服从中华民国之法律”。孙中山同意本案加入政纲，并说：“当初起草宣言之时，本总理曾嘱于对外政策应列举事项，现在政纲中之对外政策，乃将此三种事情忘却，虽有概括之规定，犹嫌未能明白。本总理以为应将这三件事大书特书，如今虽有说收回主权的话，都是空空洞洞，一无办法。未闻有说收回租界者。我们现在有了办法，实属可喜，亟应加入以补充之。……现在趁大会尚未闭会，赶紧将这个意思加入政纲对外政策中实为重要，本总理对此提案亦加入附议” 。这表明孙中山在宣言中要确立反帝的政纲是非常坚决的。

然而，孙中山从策略上考虑，从维护国民党内部的团结去考虑，也曾想过：反帝的内容一定要写进《宣言》，但为避免国民党内一些人藉《宣言》规定明确的、激烈的反帝内容造成分裂，在《宣言》草案提交大会表决之前，孙中山曾同鲍罗庭商议可否以《国民政府建国大纲》来代替《宣言》。鲍氏坚持认为，《宣言》的全部内容都是重要的，政策和纲领都一样要发表，要使全体国民了解这个“对革命运动具有主导的和决定意义的文件” 的重要意义。鲍氏向孙中山建议，“建国大纲”需要重新加工修改，也应该予以公布，但无论如何，不能代替《宣言》，鲍氏说：“经过长时间的交谈后，孙中山决定通过《宣言》，同时也公布《建国大纲》” 。孙中山主张用《建国大纲》来代替《宣言》，说明他对宣言的某些内容有所保留，也可能是由于《建国大纲》中的内容未被鲍罗庭采纳有所不满，当然他也担心《宣言》被通过引起右派的不满，或造成误解，引起党内的思想混乱。为此，孙中山在1月23日下午当《宣言》付表决后，即作了《对于国民党宣言旨趣之说明》，指出：“现在本党召集此次代表大会，发表此项宣言，就是表示以后革命与从前不同。前几次革命，均因半路上与军阀官僚相妥协、相调和，以致革命成功之后，仍不免于失败”。“此次我们通过宣言，就是从新担负革命的责任，就是计划彻底的革命。终要把军阀来推倒，把受压（迫）的人民完全来解放，这是关于对内的责任。至对外的责任，有要反抗帝国侵略主义，将世界受帝国主义所压迫的人民来联络一致，共同动作，互相扶助，将全世界受压迫的民族都来解放” 。这个说明，孙中山没有就宣言中解释的三民主义和政纲作任何表示，他所强调的是从今以后要将反帝反军阀的革命坚决进行到底，反对调和妥协，认为“妥协是我们做彻底革命的大错”。与此同时，孙中山又将由他起草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提交代表大会，与宣言并案审议，但大会没有通过“建国大纲”。

二

国民党“一大”《宣言》通过后的第五天（即1924年1月27日），孙中山即在广州亲自开辟了一个系统讲述三民主义的讲座。原定民族、民权、民生每个主义6讲，共18讲，但从1924年1月27日至8月24日一共只作16讲，8月24日以后，因对付广州商团叛乱及准备北伐而中辍，民生主义部分未讲完。每讲完一个主义后，即经孙中山本人修改审定纪录稿，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印行，作为对党员和民众“宣传之课本”。很显然，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宣言通过后即作系统的三民主义讲演，他的目的是要国民党员正确理解他的学说和他的思想，按照他的思想路线去从事实践，当然也包涵有澄清社会上一些人对他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建立国共首次合作的误解有关系。

国民党“一大”宣言，与孙中山以往的主张相比，的确有很大的不同。第一，它比较正确地分析了中国的国情，承认辛亥革命及以后讨袁、护法的失败都是由于帝国主义支持封建军阀作乱，提出了反帝反军阀的革命任务；第二，强调了民众、平民、农民和工人的利益，强调农夫、工人参加国民党、参加革命是促进国民革命的重要力量；第三，三民主义的内容更加充实和明确。

但是国民党“一大”宣言与孙中山三民主义讲演，细探它的内容，便发现其中某些重要之点的内容有明显的差异。

我们认真地考察孙中山“三民主义讲演”的基调，便发现它是以《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写的原则和精神，作为讲演阐释三民主义的出发点，但《建国大纲》与“一大”宣言强调的三民主义内容有明显的差异。

首先看民族主义。《宣言》解释的民族主义，一则强调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强调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而《建国大纲》则强调，对于国内之弱小民族，政府当扶植之，使之能自决自治；对于国外之侵略强权，政府当抵御之，并同时修改各国条约，以恢复我国的国际平等，实现国家独立。以上两种强调的重点明显不同，但两个文件对于国外侵略强权都持坚决反对的态度，这又是相同的。孙中山在民族主义讲演时，通过对中华民族和列强国家作比较，从列强国家人口增长，中国人口不增加将被多数征服有灭种的危险出发，论证中华民族所受天然力的压迫和列强政治力、经济力的压迫，指出中华民族面对沉重的危机，因此要争取实现国家独立，必须联合苏俄，反对帝国主义的强权政治和“世界主义”。采取什么方式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呢？《宣言》强调建立以农民、工人为主要力量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战线，即“国内各种平民阶级之组织以发扬国民之能力”去抵御列强的强权政治。而孙中山在演讲民族主义时，则忽视农民、工人的联合力量，不强调革命阶级的团结，只着眼于中国社会的家族、宗族制，提倡通过乡、县、省把宗族团结起来，作为国族的基础。所以，孙中山认为，“救中国危亡的根本方式，在自己先有团体，用三四百个宗族的团体来顾国家，便有办法。无论对付那一国，都可以抵抗”。 此外，为了恢复民族精神，拯救中国，孙中山在讲演中不是以革命作为实行三民主义的出路，也不是通过灌输新的思想来启迪国家的觉醒，而是把中国固有的道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和古代的政治哲学，如《大学》所指出的“格物、致知、诚意、正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原则，作为民族主义的根基。

再看民权主义。孙中山在民权主义演讲时，反复强调五权分立和直接民权，这同国民党“一大”宣言的精神一致。但国民党“一大”宣言，谈到政治权力的社会基础时是以反对政权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为原则，主张“民国之民权，唯民国之国民乃能享之，必不轻授此权于反对民国之人，使得借以破坏民国”。而孙中山在民权主义演讲时，在否定由少数地主、资本家阶级把持政治的前提下，他提倡“全民政治”。他说：我们“发起革命的时候便主张民权，决心建立一个共和国。共和国国家成立以后，是用谁来做起皇帝呢？是用人民来做皇帝，用四万万人来做皇帝” 。他并没有说明实行“全民政治”的社会基础究竟是什么，只是笼统地说是全体中国人。所以，“演讲”与“宣言”比较，在政治权力的社会基础问题上，缺乏明确性。而且“讲演”大讲“自由、平等、博爱”，并以欧美实行民权作为借鉴，强调对不知不觉的平民要实行训导，对于实施民权主义须按照他早年确定的“革命程序”进行。这些都说明孙中山对于平民的看法不如“宣言”那样肯定和明确。

最后看民生主义。国民党“一大”宣言，释民生主义的内容：“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又指出：“中国以农立国，而全国各阶级所受痛苦，以农民为尤甚”，又说：“中国工人之生活绝无保障”，因此国民党之主张，应解决农民的土地、整顿水利，扶助农民生产，并制订劳工法，改良工人之生活。而“建国大纲”则说，民生主义的主要任务，是政府当与人协力，解决“全国人民之食衣住行四大需要”。所以，孙中山在民生主义讲演中，在解释民生的涵义后，即重点讲述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关系，除了表明孙中山对科学社会主义有许多误解之外，也指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它们之间并无矛盾。然后着重谈如何解决全国人民的食衣住行问题，但由于只讲了食和穿衣两个问题便停顿讲演，所以民生主义没有讲完。

应该看到，孙中山在民生主义“演讲”中，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原则。这个原则发展了他早期确立的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平均地权”思想，这个思想把生产资料同劳动者直接结合起来，带有否定土地私有权的可能性。所以，“耕者有其田”政策，不仅满足了广大农民的物质利益，也将激发农民支持革命的热情，问题在于孙中山没有能够提出解决土地所有权的具体措施。他认为，人类社会之所以能进化，取决于“社会上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不是由于社会上多数经济利益相冲突”。为此他批判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并以互助为人性，又以人性代替阶级斗争。因此，他所提出的“耕者有其田”是用和平的方式去实现，在地主阶级掌握国家政权的情况下，它只能是一般宣传性口号。此外，孙中山在讲演民生主义时，也考虑通过实行“节制资本”来解决“劳资关系”问题。孙中山承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劳资间的阶级对立。他意识到要解决这种对立，必须使社会生产大幅度的增长，改善工人的生活。孙中山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依靠资本家解决公平分配问题是不可能的。为此他为了克服这种困难，他想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私人资本主义并存的制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即通过国家垄断具有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的大企业，并允许私人经营的小企业存在的“节制资本”政策，来进行调节。这实际上是一种防止因发展资本主义而引起阶级对立的政策。但在演讲民生主义时，孙中山并没有从同情工人中鼓动工人阶级起来同资本家进行斗争。事实很清楚，孙中山在三民主义演讲时，对于依靠工人、农民阶级进行国民革命这一点，的确没像“一大”宣言那样给予高度的重视。

作为一位伟大的民主革命家的孙中山，在三民主义演讲中，他是把政治问题摆在首位的，在处理政治和经济建设的关系时，他也没有重政治轻经济的偏向。然而，由于他的民生史观影响，他以人类求生存的欲望、意志作为社会发展的动力，离开社会生产方式去谈历史发展的动力，以“互助”代替阶级斗争，从而否定了阶级斗争也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的观点。所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演讲，显然与国民党“一大”宣言的指导思想有明显的差异。

理论是为革命实践服务的。国民党“一大”宣言重新解释了的三民主义，无疑应该是指导以工人、农民为主要力量，以反帝反封建军阀为内容的国民革命斗争的理论工具，因此对工人、农民阶级在新的政治舞台的位置要给予充分的肯定。孙中山也认识到“叙述了我党之主义，对此必须抱有极严肃之态度。首先必须表示一致同意三民主义，然后方可能全面谈国民党之宣言”。且也看到“在新老党员中许多人不了解我们之主义，他们现在若对主义尚不了解，则在将来必生纠纷” 。既然是“为避免纠纷起见”，孙中山才系统讲述三民主义，就应该毫无犹豫地宣传国民党“一大”宣言中重新解释了的三民主义的精神，但孙中山没有能完全做到这一点。这说明孙中山虽原则上接受了《宣言》中三民主义重新解释的内容，但有些观点他又不同意、不接受，有些虽原则上接受了，但在具体解释上又存在分歧。这才产生孙中山在三民主义演讲中出现同国民党“一大”宣言不完全一致的现象。

三

由于孙中山在三民主义“演讲”中，对实现三民主义的社会基础问题认识不清，这就产生一方面看到工人、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关心工人、农民的切身生活，支持他们进行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斗争；另一方面又不能从理论上去认识和阐释建立以工农为主要力量的反帝反封建军阀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性。正由于孙中山没有真正能够解决三民主义的社会基础问题，因此在国民党内便产生了左右两派对工人、农民运动绝然不同的两种态度。廖仲恺、何香凝、宋庆龄等极力支持工人、农民的反帝反封建军阀斗争，而蒋介石、胡汉民等，则对日益高涨的工人、农民运动产生恐惧。所以在1927年武汉国民政府时代，关于三民主义的社会基础问题又作为国共两党严重对立的焦点，重新被提了出来。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和作深入探索的重要问题。

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的闭会词中说：“至于会中所办最重要的事，即刻就要拿出去做宣传材料的，是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又说：宣言的“第二段是解释本党的三民主义，这一段在宣言中尤其重要，因为我们所主张的三民主义，是永远不变的，要大家自始至终去实行这个主张”。又说：“政纲和主义的性质，本来是不同的，主义是永远不能更改的，政纲是随时可以修正的” 。过去，国共两党在宣传国民党“一大”宣言时，共产党人强调政纲，而国民党人则强调主义。共产党人说：“一大”宣言解释的“三民主义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而国民党人则说：“三民主义无新旧之分，政策是政策，主义是主义，不能混合”。孙中山也说：“成立国盟会就是要实行这个主义，后来推翻满清，以至于建立民国，也是实行这个主义……，本党的三民主义是始终都不改变的。”从孙中山在三民主义讲演中的内容去看，他对三民主义是作为一个系统的思想体系来叙述的，他的确不分新与旧。他只是说：辛亥革命没有实现三民主义，国民党“一大”召开，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改组国民党是要动员大家继续彻底地实行三民主义，“这个主义的言论一定要做成事实”，要大家为实现这个主义去牺牲。又说：主义是理论基础，是不能随便改变的，“政纲既是依人民的要求来规定的，人民今年有什么要求，我们便要规定一种什么政纲，如果明年人民有别种要求，我们的政纲便要依他们的新要求，重新去规定” 。可见，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不是一回事，主义是原则是思想理论是不能随便改变的，而政纲或政策则是在思想原则指导下为实现主义所规定的具体实施办法，是可以根据形势的发展作修正的。所以，笼统地说：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宣言中解释的三民主义就是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这个说法是跟孙中山的原意不一致的。总之，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有一个从不完善到逐渐完善，有一个不断发展的深化过程，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前后期都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但就其涵盖的内容去看，后期的三民主义具有明确的反帝内容和对以工农为主体的劳动人民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和地位有明确的解说。所以，孙中山前后期的三民主义的内容不完全一样，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如果没有新旧之分，它则有前后期之别。不过作为国民党的理论基础——三民主义思想，它始终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它始终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也是确实无疑的。

孙中山的伟大是他总是把自己的一生同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自觉地担负救亡图存和振兴中华的重任。为了实现国家的独立、民主、统一和富强，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他忘我地奋斗了一生。他用行动证明，他不仅仅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而且也是一个不断追求时代前进的步伐，具有强烈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思想的伟大政治家和思想家。孙中山遗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是多方面的，应该全面地理解，正确地继承。只有理解才能继承，也只有正确地继承才能发扬他的精神实质，使我们聪明一些，更好地为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服务。然而，人都有他的局限，孙中山也一样，我们在纪念他的时候，在学习他的思想的时候，也用不着过分地美化，更加不能过分地苛求，这才是实事求是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01页。

  2、日本庆应大学田辰雄教授在其所著《中国国民党左派之研究》（东京庆应通讯社1980年6月出版）中，就对此进行过研究，他认为国民党“一大”宣言与讲演有相同也有不同。他指出：“若将他于1924年做的《三民主义》讲演作为孙中山思想的最高点来看”是不完整的。“讲演”的理论向着“宣言”的理论靠近，担不完全相同。他在《解释三民主义中两个问题》一文，又说国民党“一大”宣言与三民主义讲演之间的差异所在及其与三民主义解释相关联的孙中山的理论与实践的相互作用的观点进行探讨。（参见《回顾与展望――国内外孙中山研究述评》，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24－231页）

  3、《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66页。

  4、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316页。

  5、参见李吉奎：《论国民党“一大”宣言的产生》。《孙中山研究丛》第2集。黄彦：《关于国民党“一大”宣言的几个问题，》孙中山和他的时代《中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

  6、参见黄彦：《关于国民党“一大”宣言的几个问题》。

  7、《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82－683页。

  8、山田辰雄：《解释三民主义两个问题》，《回顾与展望――国内外孙中山研究述评》。

  9、关于国民党“一大“宣言的版本与真伪问题，可参考荣孟源：《‘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宣言”的真伪》，《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辑；狭间直树：《“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宣言”考》，《孙中山研究论丛》，第10－11集。

  10、黄季陆：《划时代的民国十三年（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回忆》，香港《掌故》第41期。

  11、《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广东文史资料》第42期。

  12、《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广东文史资料》第42期。

  13、《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

  14、雅各布斯：《鲍罗庭来到广州》，《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5辑。

  15、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轧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0－72页。

  16、《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99－600页。

  17、《孙中山选集》第677－678页。

  18、同上书，第710页。

  19、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轧机》，第63页。

  20、《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

  21、《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