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的教育改革
1840年英国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从此中国的历史进入近代史时期。中国近代史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历史。近代中国的教育改革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近代中国的教育改革紧密地联系着当时的政治和经济斗争，内容十分丰富，对以后的中国教育产生深远的影响，因而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在近代文化教育领域的斗争中，曾经涌现了一批包括孙中山在内的教育改革家。他们把改革的锋芒直指腐朽反动的封建主义教育制度，为建立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作出了重要贡献。探讨孙中山与近代中国教育改革这个课题，对目前我国进行的教育改革有借鉴作用。
近代中国的教育改革
在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在各条战线开展了激烈的斗争。文化教育战线的斗争则是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教育战线斗争的性质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在‘五四’以前，学校与科举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都带着这种性质。” 近代中国的教育改革，则是与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相联系的文化教育斗争的重要内容。
五四运动以前，中国文化教育斗争的历史，根据中国近代史的历史线索，大约可以分为三个历史时期：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戊戌改良运动时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高涨时期。这三个时期的教育改革各有其特点，但教育改革的斗争则始终围绕着学校与科举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而展开。
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时期，清政府继续推行以尊孔，读经和八股文为主要内容的封建主义教育；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则利用不平等条约夺取种种特权，大肆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灾难之中。在这种形势下，地主阶级内部开始了改革派和顽固派的斗争。改革派对当时封建主义的教育制度极为不满，主张进行教育改革。顽固派则坚持封建阶级反动立场，极力反对对封建教育制度进行改革。
改革派是由一部分开明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组成，以龚自珍、林则徐、魏源为代表人物。他们认为清朝封建社会已经陷入内忧外患的危机之中，迫切地要求对现状进行改革。他们对封建阶级推行的八股取士的制度进行了揭露，对当时学术界、教育界盛行的泥古不化、崇尚空疏的学风进行了抨击，提倡“经世致用”的新学风。他们还认为，要抵抗资本主义的侵略，必须了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学习西方的某些进步的技术。魏源曾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从而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改革派同顽固派的斗争，虽然只是地主阶级内部进步势力同顽固派势力之间的斗争，不可能从根本上触动封建阶级的统治，但改革派主张积极向西方学习进步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以及他们对封建传统的科举制度的否定，还是有一定的进步因素的。在当时社会大转变的时期，对教育改革是起到一定的作用的。
太平天国不仅在政治领域而且在文化教育领域对腐朽的封建主义给予沉重的打击。它的“拜上帝教”宗教教育把政治、宗教和教育统一起来，把革命思想内容包含在宗教形式里面，作为反对封建主义旧世界的思想武器；它实行了比较平等、民主的新的科举制度，建立学习西方的新式学堂，但未实现；它注意到科学技术的传授，要求学习西方的文化知识；它还比较重视妇女教育和生产教育。太平天国的教育改革尝试，虽然最后以革命失败而告终，但在近代中国教育改革的历史上，仍然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戊戌改良运动时期，由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进一步加深和激化，在经过长期的农民战争和帝国主义侵略后，清政府的统治力量更加削弱，以奕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为代表人物的洋务派为了拯救清政府，执行了洋务运动。洋务教育则是洋务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为洋务派的政治路线服务的。洋务派在文化教育领域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本质上是为封建阶级服务的。但它在我国最早创办了一批外语学校、军事学校和技术学校，还办理了留学教育，派遣了第一批留美、留欧学生，翻译了第一批科技书籍，培育了一批科技人才，在客观上使封建主义教育出现了缝隙，给教育领域带来一些资本主义的事物。它在中国近代教育发展史上，是有一定影响的。
在这个历史时期，还出现了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为代表人物的维新派。他们作为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于1898年发动了一次变法图强的维新运动。与此同时，维新派和顽固派在政治、文化教育领域展开了持续几年的激烈论战。而在文化教育战线上，主要是围绕着要不要废科举，要不要向西方学习，要不要举办学堂而展开的。顽固派站在封建主义立场，坚持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维护中学，反对西学。维新派则迫切要求废除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把提倡西学作为救国的药方，认为要使中国富强，只有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他们把兴办新式学堂作为变法维新的重要内容之一，要求设立新式学堂，建立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维新变法失败后，维新派的教育改革终于被顽固派推翻。但是，维新派所提倡的教育制度和教育内容方面的改革，都具有资本主义色彩，反映了当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对以后近代中国教育改革是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的。
戊戌改良运动失败后，中国的民族危机更加严重，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势力得到发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高涨时期。这个历史时期，在辛亥革命以前，以孙中山、章炳麟、蔡元培等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对清政府推行的忠君、尊孔、读经的反动的封建教育开展了斗争，对保皇派的保皇尊孔的思想进行了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把知识界和教育界的思想从孔孟之道的束缚中解救出来，但教育仍然掌握在封建统治阶级手里，他们依然用封建主义教育和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毒化人民群众。在此期间，资产阶级革命派一方面宣传民主革命思想，清除封建主义和奴化教育的思想毒素，一方面创办革命学校培养革命人才，为辛亥革命作了准备。辛亥革命胜利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取消了清政府规定的“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废除癸卯学制，制订壬子癸丑学制，并对教育内容、方法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这个时期，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和它推行的教育改革的举措，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潮流，推动资本主义教育制度逐步在中国建立起来。
我们重温近代中国教育改革的历史，有助于我们对孙中山近代中国教育改革的思想和实践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正在进行的教育改革的开展。
孙中山近代教育改革的思想和实践
列宁曾经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 我们在研究孙中山的近代教育改革的思想和实践时，必须把它放在近代史，特别是近代中国教育改革的历史范围内进行分析。
孙中山一生的革命活动，在“五四”运动以前，主要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而斗争。与这个时期相联系的孙中山教育改革的思想和实践，必然以改革封建主义教育，效法西方资本主义教育作为奋斗目标。
作为一个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主要代表，孙中山一贯对封建主义持批判态度。他极力反对以尊孔读经和八股文为主要内容的封建主义教育，认为尊孔读经这种封建主义教育，目的是禁锢思想，“养成盲目性”，把青年培养成驯服的奴隶。他还抨击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学习的内容空疏无用，使用人才的制度是“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长”，结果必然产生智者无以称其职，而巧者易以饰其非的流弊，并造成“野有遗贤，朝多幸进”的恶果。
孙中山在否定封建主义教育的同时，对西方资本主义教育则持肯定的态度。他在1894年《上李鸿章书》中就指出：“泰西诸邦崛起近世”是因为他们教育发达。他把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归功于国家奖励、社会重视和教育上广泛设立各种专门学校，培养各门各类的专家。1903年，孙中山为了革命战争的需要，在日本东京办了一所军事学校。这所学校成为革命派鼓吹革命，培养军事干部的场所。孙中山推崇西方资本主义通过学校培养人才的制度，认为西方“为文官者，其途必旧仕学院，为武官者，其途必由武学堂。若其他，文学渊博者为士师，农学熟悉者为农长，工程练达者为监工，商情讲习者为商董，皆就少年所学而任其职。总之，凡课堂课此一业，则国家有此一官，幼而学者即壮之所行，其学而优者则能仕。且恪守一途，有升迁而无更调。夫久任则阅历深，习惯则智巧出。”在教育内容上，孙中山特别重视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发展中国的自然科学，并且把它提到生民根本之务的高度，认为“格致之学明，则电风水火皆为我用”。为了摆脱中国农业落后的状况，他认为必须发展农业科学，并建议开设农师学堂。
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继续倡导效法西方发展资本主义教育，他被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以后，以他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就采取了不少措施，改革封建主义教育，发展资本主义教育。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教育部，任命蔡元培为教育总长。蔡元培是资产阶级革命派著名教育家，他任职后，发表了《对于教育方针的意见》；主持了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宣布废除忠君、尊孔、读经，改革学制，修订课程；实行小学男女同校，推行社会教育。临时政府在全国改革教育制度以前，首先发布了几个重要的教育改革令，主要有1月19日发布的《教育部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教育部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是新学制形成前，实施教育的主要依据。这个通令的很多条文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进步要求，如规定“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废止小学读经科；禁止使用清学部颁行的教科学，各种教科书必须符合共和国的宗旨；“小学手工科，应加注重”；“高等小学以上的体操课应注重兵式”；“中学校为普通教育，文、实不必分科”；“废止旧时奖励出身”等。《普通教育暂行课程之标准》是一个从课程内容上改造封建教育的法令。这个文件具体规定了中小学和师范学校的教学科目以及各学年各科每周的时数等。现在我国中小学和师范学校所设的科目虽然略有变化，但与这个文件规定的课程内容出入不大。
孙中山从中华民国成立一开始，就重视教育，重视师范建设，主张普及教育和教育平等。他在北京教育界的欢迎会上说：“盖学校向为立国根本，东西各国之文明，皆由学问购来。”在广东女子师范第二校讲演时指出：“四万万之人，皆应受教育。然欲四万万人皆得受教育，必倚重师范，此师范学校所宜急办者也。而女子师范尤为重要。”他在1912年所发表的《社会主义之派别及方法》一文中，完全同意当时社会主义者有关教育平等的主张：“凡为社会之人，无论贫贱，皆可入公共学校，非特不取学膳等费，即衣、履、书籍，公家任其费用”。孙中山这些论述，对于我们今天进行的教育改革，仍然有借鉴作用。
孙中山以他自己的教育改革的思想和实践证明他既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而且也是一个杰出的教育改革家。他的教育改革的思想，既继承了从太平天国到维新变法教育改革的优秀传统，而有所发展，又吸收了西方资本主义教育的先进经验。在教育改革方面，他比资产阶级改良派旗帜更加鲜明，思想更为进步。尤其是他当了临时大总统后，他运用自己强大的政治影响和大总统的地位，通过政府机关，倡导和推动教育改革，采取制订教育宗旨和学校系统、改革课程和改革教学原则和方法等措施，来建立和发展资本主义教育制度，从而作出了巨大贡献。这点是近代史所有的教育家难以做到的。正是这种特殊情况，决定了孙中山在近代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特殊的、重要的历史地位。
然而孙中山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人物一样，也有他的缺点一面。孙中山的教育思想因为受到他的阶级地位和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不可避免地存在缺点的方面。例如孙中山在革命的早期，曾经有过“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不切合实际的想法。我们把孙中山“五四”以前的教育思想同马克思在1848年发表《共产党宣》后，逐步形成的教育思想相比教，两者在教育的阶级性质、教育方针和培养目标、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问题上，还是有原则区别的。我们既不能据此否定孙中山教育改革思想的历史进步性，也不应该随意把孙中山的教育改革思想拔高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这两种做法都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正确的做法只能是把孙中山教育改革的思想和实践，放到近代史的范围内加以考察，实事求是地肯定孙中山教育改革的思想实践在近代史的历史地位和历史进步性。对于他的缺点和不足之处，则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是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
孙中山与近代中国教育改革对我们的启示
目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时代，教育领域正在开展一场波澜壮阔的改革活动。如何搞好教育改革？以史为鉴，我们将从孙中山与近代中国教育改革的历史经验中，获得很多有益的启示。
启示之一，教育改革必须树立新的观念，反对保守和落后的思想。马克思主义认为，观念来源于实践，又反作用于实践。正确的教育观念是指导教育实践的锐利武器，错误的教育观念将导致教育实践的失败。教育改革是一个弃旧图新的过程，也是新的教育观念战胜旧的保守和落后的教育观念的过程。因此，在教育改革中，我们必须树立新的教育观念，用以战胜旧的、保守和落后的教育观念。纵观近代中国教育领域的斗争，自始至终贯串着资产阶级革命派反对封建主义教育的斗争。这个斗争也始终贯串着新旧教育观念的冲突。孙中山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在同封建阶级顽固派和保守派的斗争中，能够随着历史的潮流的发展不断进步，用新的教育观念来指导自己的教育改革实践。目前，我国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之中，反映计划经济的陈旧的教育观念对教育事业的发展起着阻碍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山市的教育改革实践也证明了教育改革每前进一步，都要伴随着对旧观念的克服。因此，在新形势下，我们进行教育改革，应该学习孙中山适应历史潮流，不断进步、弃旧图新的革命思想，树立新的教育观念，冲破传统教育思想的束缚，从而保证教育改革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
当然，我们现在进行的教育改革同近代中国的教育改革，情况有所不同。近代中国的教育改革，具有资产阶级同封建阶级斗争的敌我性质。而现在我们在教育改革中，新旧教育思想的冲突，一般来说是人民内部矛盾在教育领域的反映。另外，就教育改革的领导和指导思想而言也是不同的。近代中国的教育改革，主要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为领导，以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作为指导的。而我们现在进行的教育改革，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以马列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这些，都是我们学习孙中山近代中国教育改革的思想与实践时应当注意的。
启示之二，教育改革要有锲而不舍、不屈不挠的精神。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重大的社会改革很少是一帆风顺的，总要结经过失败与成功的波折和考验。近代中国教育改革和建国以来的教育改革也是这种情况。在近代中国，太平天国、维新变法运动和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教育改革都经历过失败与成功的波折。辛亥革命前，孙中山由于革命斗争的失败，他的教育改革的抱负无从实现，直至辛亥革命胜利后，才能把他的教育改革的思想付之实践。但是不久临时政府建立的资本主义教育制度又被军阀否定，他为此继续向军阀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他对革命、对教育改革那种锲而不舍、不屈不挠的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建国以来我们进行的教育改革经历的波折，并不能阻止我们改革的前进步伐。目前，我们正在进行的教育改革，改革的范围、内容、深度、广度和力度，在历史上是空前的。我们应该看到教育改革有来自落后的保守的教育观念的干扰、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以及我们工作上可能出现的失误，这些都将对我们的教育改革带来很大困难。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我们的教育改革又是充满勃勃生机和前途无量的。我们只要坚持党的领导，遵循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发扬孙中山锲而不舍和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我们教育改革的目标是可以达到的，而且是一定能够达到的。
启示之三，教育改革必须适应经济和政治的发展需要。教育具有经济和政治功能。为了更好地实现教育的经济和政治功能，就需要对不适应经济、政治发展需要的教育进行改革，以达到更好地为经济、政治服务的目的。太平天国的教育改革，把宗教教育和政治教育结合起来。它的宗教教育是为革命政权服务的。维新变法运动所进行的教育改革，则是适应了当时微弱的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也是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孙中山的教育改革，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要求建立一个独立富强和文化发达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强烈愿望，也是为当时资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服务的。建国以后，毛泽东多次强调“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又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正确处理了教育与生产的关系，确定了教育要依靠社会主义建设，教育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指导思想，也为我们进行的教育改革指明了方向。今天，我们回顾近代中国教育改革的历史，联系改革开放以来的教育实践，就要更自觉地提高教育要适应经济、政治发展需要的意识，努力把教育改革搞好，更好地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服务，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
启示之四，教育改革必须正确处理继承和创新的关系，既要继承优秀的教育传统，又要有创新精神。纵观近代中国教育改革的历史，每一次教育改革总是既有继承又有创新，是继承和创新的统一。这是因为文化教育的发展本身具有继承性。正如列宁在《青年团》一文中所指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这完全是胡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发展的必然结果。”列宁深刻阐述了无产阶级文化教育同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文化教育的继承关系，对我们现在进行的教育改革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另一方面，文化教育的发展又应当具有创造性。固步自封，墨守成规是不能促进文化教育的发展的。从一定意义来说，教育改革就是创新。只有经过教育改革，才能创造出教育的新成果。当然我们所说的继承是批判地继承，创新是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的创新。离开党的领导，不顾实际的照搬照套前人或别的经验，是无法搞好教育改革的。因此，目前我们进行教育改革，既要继承古今中外教育改革的优良传统，又要根据党的教育方针和政策，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总结出新的经验，走出新的路子，结出教育改革的新硕果，才能创造出教育改革的新局面来！
启示之五，教育改革必须逐步加以深化，力争做到系统化、全面化。近代中国的教育改革，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经历了将近80年历史。这段历史时期，在文化教育领域，资产阶级同封建阶级的斗争直到辛亥革命胜利，资产阶级才建立了比较完备的资本主义教育体系。这个历史现象说明，教育改革的发展的总的趋势总是通过逐步扩大外延、深化内涵，改革不适应当时的经济、政治发展需要而展开的，开始可能是单项改革，逐步达到全面改革、系统改革。改革开放以来，中山市的教育改革也有类似情况。按照我们10多年教育改革的经验，我们深知，教育改革牵涉的方方面面很多，既要受到国家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的影响，又要受到教育内部经费、师资生源等因素的制约。面对这些问题，对教育改革我们的态度要积极，步骤则宜稳妥，不要期望一蹴而就。教育改革先以高中教育改革为突破口，从单项改革扩展到教育发展模式、教育体制模式和教学模式的改革，希望经过努力，逐步建立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多层次、多格局、布局恰当、结构合理、生机勃勃的、现代化的教育体系。这样做，与近代中国教育改革的历史经验是基本相符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