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后期的政治生涯与三大政策
作为民主革命的先行者、近代化的前驱，孙中山在19世纪与20世纪交会之际提出了具有比较完全意义的民主革命政纲与近代化方案——三民主义，更为圆满地回答了历史进程的课题和顺应了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使民主革命从准备阶段入于正规阶段。毫无疑问，孙中山所倡导的三民主义在当时是最进步、最科学的纲领。
然而，中国和世界在20世纪初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拓了历史的新纪元，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到来。三民主义必须与时俱进，才能“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继续发挥积极的战斗作用。孙中山审时度势，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帮助，使自己的思想获得深刻的变化，促成了第一次国公合作的实现和推动了北伐战争的发展。孙中山后期政治生涯中的重大理论贡献——如同毛泽东所指出——就在于：“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树立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
新三民主义的主要特色是明确和强化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
新三民主义的重要增添内容是确立了三大政策。
（一）
应当指出，三民主义的新阶段是与孙中山制订的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统一而须臾不可离的。在某种意义上，前者是原则和纲领，后者是战略和策略，即途径、方法和手段问题。三大政策对于新三民主义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以致成为它的革命的灵魂。所以如此，乃是因为原则和纲领确定后，必须找到克敌制胜的强大物质力量，以便实现奋斗目标。为了完成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任务，一定要建立广泛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而只有“认清这个革命的动力问题，才能正确解决中国革命的基本策略问题”。 “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基本上解决了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包括国内、外两个方面——的力量配置问题。三民主义的新阶段和三大政策的结合，使得三民主义成为完整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纲领。事实正是这样，“在新的国际国内条件下，离开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就不是革命的三民主义。”
作为三民主义新阶段的主要标志，三大政策的提出有其历史必然性。从诞生之日起，年青的苏维埃国家成为推动包括民族解放运动在内的世界革命的杠杆。列宁发出了强有力的召唤：全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在它踏上历史舞台的最初活动中就表明自己无愧为中国革命的舵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农运动日益显示其威力和作用。这些具有重要意义的时代特点，迫切要求孙中山和他所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在自己的斗争纲领中予以反映。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并为此进行了巨大的工作；而列宁领导的苏维埃国家则把帮助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作为国际主义义务，给予道义上物质上的积极支持。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和国际无产阶级的上述活动对孙中山制订三大政策具有重大影响。当然，三大政策的形成还是孙中山忠实于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结果。“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口号的提出，表明孙中山正确回答了历史行程所提出的重大课题。能够如此及时地作出反映历史新特点的英明决策，显示了孙中山的远见卓识和胆略。
“联俄”、联合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和人民——对于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具有重大积极意义。当然，一个国家革命运动的兴起、发展和胜利主要取决于内部诸条件，但是，“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代，任何国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 孙中山在他的长期斗争生涯中，曾经不辞劳瘁地寻求国际支持。他曾期望日本政府“助中国革新，以救东亚危局”；希冀美国总统“主持公道，……达到护法之目的”。但是，多次向资本主义国家呼吁的结果完全落空，他从那“文明的”、“富庶的”世界中没有找到热切企盼的“拉裴德”，得到的只是冷漠、嘲讽和欺诈。孙中山的这种遭遇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期待西方世界支持中国革命运动无异于与虎谋皮。孙中山后来深切认识到这样一条真理：“我国革命，向为各国所不乐闻，故尝助反对我者以扑灭吾党，故资本国家，断无表同情于吾党。”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给孙中山带来了“大希望”。苏维埃国家在其诞生初期的艰苦岁月中，就显示了它是殖民地附属国民族解放运动最忠诚的支持者。在著名的《和平宣言》中，苏维埃国家宣布帝俄、临时政府对外所缔结的“不平等条约”、“密约”一律“立即作废”。1919年7月，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首次对华宣言，表示无代价地放放弃帝俄攫取的一切在华权益，并“渴望中国人民和俄国农民工人及红军相提携，为自由而战” 1920年9月，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再次宣言，重申了第一次对华宣言的主旨，并提出了苏中两国会谈的八项意见。与此同时，苏维埃国家和共产国际的代表也与孙中山直接进行会谈。加之，中国共产党一再指出：“中国的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一定要并入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革命潮流中，再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合起来，才能迅速的打倒共同的压迫者——国际资本帝国主义。” 这样，孙中山得以迅速地把目光转向年青的苏维埃国家。早在1918年初，在广州领导护法运动的孙中山就曾经多次指出：“俄国革命的胜利将给中国革命带来积极的影响，革命党人应当注意同苏俄接壤的西北地区。” 1918年夏，孙中山致电列宁和苏维埃政府：“中国革命党对贵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表示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战斗。” 稍后，孙中山与列宁“函电往还”地讨论过东方各国的革命运动问题。 尽管反动的北京政府力图阻隔中国同苏维埃国家的联系，但僻处广州的孙中山在接到齐契林的函件后兴奋地写下了《致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部信》，表示将不顾反革命势力的阻抑，“希望与您有莫斯科的其它友人获得私人的接触。我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特别是你们苏维埃的组织，你们军队和教育的组织” 1921年12月，因北伐驻节广西的孙中山在桂林军事会见由李大钊介绍、张太雷陪同前来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双方商谈三次，讨论了中国国民党与苏俄及中国共产党的关系。马林还提出了两点建议：组织一个能联合各阶层特别是工农群众的政党；建立革命武装，先创办军官学校以培养骨干。稍后，孙中山又在1923年初同苏俄代表越飞会谈等并发表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第一次以平等互助的精神规划了中苏两国和人民间的关系。以后，孙中山与苏维埃国家的联系日益密切。广东革命根据地获得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精神上、物质上援助，这种支持成为中国革命运动迅速发展的因素之一。正是在实际斗争中，孙中山日益认识到把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与国际无产阶级的斗争联系起来的必要性，从而，将“联俄”提到重大国策的高度。在他看来，苏维埃国家才是殖民地附属国人民的真正盟友，被压迫民族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必须与社会主义国家结成联盟。因为，工农专政的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为世界人类打不平”，列宁“敢说世界上多数的民族十二万万五千万人，为少数的民族二万万五千万人所压迫，……并且还提倡被压迫的民族去自决，为世界上被压迫的民族打不平。列强之所以要攻击列宁，是要为他们自己求安全”。 在他的《致苏联遗书》中，最终圆满地表达了“联俄”的观点：“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产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借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故我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使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的半殖民地羁缚。为达到此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
“联俄”、联合社会主义国家的主张，对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中国人民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必须作出抉择：倒向帝国主义一边，意味着束缚于殖民主义的枷锁；倒向社会主义一边，则为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创造了重要的条件。正如毛泽东所指出：“孙中山和他所代表的苦难的中国人民，一齐被‘西方的影响’所激怒，下决心‘联俄联共’，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奋斗和拼命，当然不是偶然的。”
联合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和人民，这种主张和“联俄”相互为用地形成了‘联合国际革命力量’的完整内涵，从而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和争取国际革命力量的相互支援的关系。孙中山早年所曾持有的把亚洲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联系起来考察的观点，得到了重大的发展。在列宁的学说照耀下，孙中山意识到了“此后世界人类要分为两方面去决斗，一方面是十二万万五千万人，一方面是二万万五千万人。 在他看来，十二万万五千万人构成了被压迫民族阵营，具有共同的命运；二万万五千万人构成压迫民族的阵营，成为被压迫民族的大敌。因此，被压迫民族在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必须“联络一致，共同动作，互相扶持”。 这样，才能做到“全世界受帝国主义所压迫的人民都来解放”。同时，孙中山虽然把世界各个民族分为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两方面”，但是，他也看到了这“两方面”之间的联合——“将来白人主张公理的，黄人主张公理的，一定是联合起来；白人主张强权的，和黄人主张强权的，也一定是联合起来。有了这两种大联合，便免不了一切大战”。 孙中山认识到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中都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人们，压迫民族中“主张公理”的人们必然成为被压迫民族中的“主张公理”的人们的盟友。这种抛却了种族和地区局囿的观点，无疑是有着重大积极意义的。
（二）
“联共”，是三大政策中的中心环节。
在经历了长期的、“艰难顿挫”的革命征程后，孙中山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接近了中国共产党，并把这支刚刚诞生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引为同志和战友，无疑是意味深长的现象。其时，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已经终结。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代表袁世凯及其继承者攫夺了辛亥革命果实后，依然坚持捍卫共和的斗争，但二次革命、中华革命党的反袁斗争以及护法运动都未能取得真正的胜利。旧秩序在新形式下恢复，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没有根本改变。无产阶级——通过它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则已在此时发轫，并在阶级搏斗的最初回合中显示出蓬勃的生命力和崭新的面貌。在这个历史进程的重要转折时刻，孙中山和他所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必须经受严峻的考验，对先前的活动加以扬弃，才能开拓新的革命局面。而联共——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舵手结成盟友，对孙中山和他所领导的中国国民党的继续前进具有关键的意义。
毫无疑问，寻求同盟者始终是孙中山政治生涯中的主要课题。在旧中国，革命与反革命的阶级力量对比不利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相对强固，革命党人则因其社会基础孱弱而痛感缺乏可资凭藉的物质力量。因此，孙中山在踏上革命道路后时刻寻求盟友。早在兴中会时期，他曾试图同戊戌政变后流亡国外的维新派合作。但未取得成果，反而上了保皇分子的大当。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孙中山颇为重视结纳会党，甚至加入洪门组织，以便借用秘密结社的力量。孙中山后来逐渐抛弃了“秀才不能造反的观念，把争取留学生作为对海外侨胞的工作重点。从青山军事学校的创办到欧洲革命团体的组成，显示了他的活动的实绩”。为了组织全国性的革命政党，孙中山更嘱托廖仲恺等“物色有志学生，结为团体，以任国事”。 他还同他的战友们总结了武装反清斗争的经验教训，认为会党往往“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对这种具有宗法色彩的团体“不可专恃”，起义的“成事”必须“取得新军”。 正是由于孙中山重视寻求同盟者并且结成较为广泛的反清统一战线，他才有可能领导了全国范围的辛亥革命运动。而盟友的各种局限，则成为这场革命的悲剧性结局的重要因素之一。至于民国成立后，挂着各色招牌的政党应运而生。孙中山创建的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等组合为国民党，但改组过程意味着演变蜕化：官僚、政客、军阀和投机分子混入党内，原有的革命素质逐渐消失。孙中山在后来捍卫共和国的斗争中继续寻求盟友，为了进行护法运动甚至藉用了西南军阀的地盘。结果，却是无所作为和备遭排斥。他在寻求盟友的过程中积累了深刻的经验教训，越益清楚地认识到结盟的得失关乎着革命事业的成败。当然，消极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中国无产阶级那时还未作为自觉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它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则尚未建立。
孙中山同国际无产阶级的联系与友谊对于国共合作的实现当然具有重大意义——提供了思想准备，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促成孙中山的联共决策的主要根据还是中国共产党。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全过程昭示给中国人民一条严酷的真理：农民战争、维新运动或民主革命运动都不能救中国；更遑论洋务运动、清末新政和后来新老军阀的所谓“业绩”。为了使祖国臻于独立、统一、民主和富强，必须开拓新的道路以进行新的斗争。新生的中国共产党承担了历史的使命，表明自身不愧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盟主。它首次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政纲，制订了相应的战略和策略，发动了工农群众运动，传播了革命思想。在同武装到牙齿的敌人搏斗中，共产党人表现出艰苦奋斗、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和献身精神，他们是伟大的爱国志士和光荣的革命先锋。正是这样，孙中山——经历过长期斗争的、闻名当世的革命家——才把诞生不久的、队伍尚小的中国共产党引为同志和战友，确信“在斗争中他能依靠他们的明确的思想和无畏的勇气”，经常“劝告国民党中悲观和疲塌的人，要他们以共产党为榜样，像共产党人一样地为革命辛勤工作，不怕牺牲”。 他在回答宋庆龄提出的“为什么需要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问题时指出：“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
对于孙中山说来，联共乃是他一生探索救国拯民真理的必然结果。一个始终忠实于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真正革命家，又能奋进不已，就一定会同中国共产党携手，结成革命统一战线。也正是在极其困难的境况下结识的诤友给予他以巨大的帮助和支持，促成了他的思想的深刻变化，提高了他斗争水平，使得他得以在晚年再次为人民革命事业作出新贡献。
（三）
“扶助农工”——同样是三民主义新阶段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在整个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虽然也提出过“国民革命”、“平民革命”的口号，但是，始终未能充分认清工农群众在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因而，在实践中也就未能充分发动、组织和依靠工农群众。事实上，农民是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主力军——“最大的革命民主派”。至于无产阶级，则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领导阶级——“彻底的革命民主派”。在近代中国社会中，它是最先进的、最革命的阶级。这个阶级在五四运动后自觉地登上了历史舞台，充分表现出它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真正舵手。工农群众运动在革命新阶段的蓬勃发展，无疑给孙中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中国共产党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帮助下，孙中山对于工农群众的作用和意义的认识日益深化。他逐步意识到农民阶级和广大社会下层群众的英勇反帝斗争，才是中国免遭瓜分厄运的主要原因：“及遇义和团之变，中国人竟用肉体和外国相斗，外国虽用长枪大炮打败了中国，但是见得中国的民气还不可侮，以为……用武力瓜分了中国，以后还不容易管理中国，所以现在便改变了方针。” 而在考察当前的革命运动时，更进一步指出“农民是我国人之中的最大多数，如果农民不来参加革命，就是我们革命没有基础”。 同样，孙中山也称赞工人阶级的组织力量：由于广州沙面的工人“有很坚固的团体”，以致“遇到外国人发生苛例，便全体罢工，要求列强来取消。列强因为看见工人有很坚固的团体，所以不敢再压迫”。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孙中山认为“有了团体”的工人“要废除中外不平等的条约，便可以作全国的指导，作国民的先锋，在最前的阵线上去奋斗”。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明确指出：“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质言之，即为农夫、工人而奋斗，亦即农夫、工人为自身而奋斗也。”孙中山不仅在认识上有所进步，而且在实践中采取了切实的步骤。他认为国家权力必须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允许为“少数人所得而私”。改组后的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设立了工人部和农民部，孙中山积极支持工农群众运动。
十分明显，“扶助农工“的主张对孙中山从事的民族民主革命事业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近代中国社会中，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宛如两座压在人民头上的大山。为了粉碎殖民主义的枷锁和中世纪的镣铐，必须充分解放蕴藏于广大人民群众——首先是工农阶级和农民阶级中的巨大力量。因此“唤起民众”，就成为任何革命的阶级、政党和个人的首要任务，同时，也是真革命与假革命、反革命之间的主要分水岭。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这是小学生的常识，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农民之外，中国人口中第二部分就是工人。中国有产业工人数百万，有手工业工人和农业工人数千万，没有各种工业工人，中国就不能生活，因为他们是工业经济的生产者。没有近代工业工人阶级，革命就不能胜利，因为他们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他们最富于革命性。”所以“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必须是农工政策的三民主义。”反之。“不要农工政策，不真心实意地扶助农工，不实行《总理遗嘱》上的‘唤起民众’那就是准备革命失败，也就是准备自己失败”。
三大政策对于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具有重大意义，完全有理由把三大政策视为孙中山革命活动新阶段的主要标志。但是，三大政策也存在着历史局限性。首先，孙中山虽然提出了“联共”、“扶助农工”的积极主张，然而，这种具有进步意义的口号却未能科学地反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在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领导者已经变换。自觉地踏上政治舞台的无产阶级，成为当之无愧的革命运动的领导者，它通过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实现着这种领导权。又由于“中国没有单独代表农民的政党，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没有坚决的土地纲领，因此，只有制订和执行了坚决的土地纲领、为农民利益而认真奋斗、因而获得最广大农民群众作为自己伟大同盟军的中国共产党，成了农民和一切革命民主派的领导者”。 所以，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领导者只能是中国共产党。“联共”的口号，未能确切反映这个历史特点。其次，由于中国共产党既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又是作为革命运动主力军的农民阶级的领导者，因此，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充分发动和组织广大工农群众，领导他们从胜利走向胜利。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政党，不能胜利。孙中山的“扶助农工”的主张，不可能真正解决这个革命成败攸关的问题。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虽然有着局限性，但并不贬低它的重大积极意义。所以三大政策的提出，无疑“是孙中山先生的大功劳”。
近代中国社会处于剧变状态，政治、思想领域内的新旧交替现象纷然杂陈。许多理论或观念刚刚登上历史舞台，就又被迅速推到幕后。孙中山能够在近1/3世纪中站在民主主义思潮的前列，紧紧把握着时代的脉搏，不仅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充当了启蒙者，而且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仍能不愧为先进的思想家、政治家，显然，这是与他勇于开拓、不断奋进的精神分不开的。
当然，外铄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特别是在世界日益成为一个统一整体的近代，而孙中山又是向全世界寻求真理的杰出代表人物。但是，任何一种思想总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植根于现实的土壤中，并由此获致它的生命力。孙中山的思想发展历程是与近代中国社会紧密相联的，是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课题的及时回答。孙中山首先是中华民族的伟大的儿子，他当然也属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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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理全集》第1集，第245页。
2、《毛泽东选集》第1478页。
3、《新青年》第7卷，第6号。
4、《中国共产党历史参考资料》（一），第114页。
5、 邵元冲在《广州护法日志》记述：“孙公告何君，谓此后我国形势，应注重于西北。若俄国现在之革命政府能稳固，则我可于彼方期大发展也。”（《建国月刊》第12卷，第6期，第9页）。
6、 叶尔马舍夫：《孙逸仙》第3部分，第7章。
7、 何香凝在《对孙中山先生的片断回忆》中指出：“1919年左右孙中山先生在上海就屡次与列宁有函电往还，讨论东方革命问题。”（《人民日报》）1956年11月29日。
8、《孙中山选集》上卷，第434页。
9、《孙中山选集》下卷，第631页。
10 《孙中山选集》下卷，第922页。
11 《毛泽东选集》下卷，第1519页。
12、孙中山的这种观点显然受了列宁的影响。列宁在《民族和殖民地问 题委员会的报告》中指出：“目前帝国主义阶段的特点就是全世界已 经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人数众多的被压迫民族，另一部分是拥有巨量财富和雄厚军事力量的少数压迫民族。世界人口的大多数，有10亿以上，都是被压迫民族。他们的总数大约是12.5亿。我们把全世界总人口算作17.5亿，他们就占世界人口的70％。（《列宁全集》第31卷，第210页）。
13、《总理全集》第2集，第395页。
14、《孙中山选集》下卷，第598页。
15、 何香凝：《我的回忆》第13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64年北京版。
16、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4篇，第1352页。
17、《宋庆龄选集》第117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北京版。
18、《宋庆龄选集》第118页。
19、《总理全集》第2集，第537页。
20、《总理全集》第3集，第496页。
21、《总理全集》第2集，第510－511页。
22、《总理全集》第2集，第480页。
23、《毛泽东选集》第685页。
24、《毛泽东选集》第1076页。
25、《毛泽东选集》第6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