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对外开放思想探讨
孙中山是伟大的民族英雄、爱国主义者、民主革命的先驱。他创立三民主义，领导中国革命，推翻清王朝，结束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志虑之纯高，魄力之雄厚，为世人所钦佩。他倡导的开放主义，则以其眼光之远大，规模之宏伟，在思想上启迪了民智，在经济上促进了发展，在文化上推动了进步，为世人所瞩目，从而在中国近代乃至现代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
孙中山对外开放思想是时代要求的反映。所以，研究孙中山的对外开放思想，必须先从当时的时代背景加以考察。
近代中国，内外交困，灾难深重，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清政府却仍旧奉行闭关主义，施行自守之策，拘泥于古道，孤立自大，不思进步和革新。孙中山认为闭关主义致使中国不懂得采用外国先进方法，不借助外国的资金和人才，造成中国的贫困和落后。因此，闭关主义显然已同时势不合。
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那样，当时“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他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为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由于世界大势所趋，时代迫切要求当时“不想灭亡”的中国人向西方学习。这也可谓是最原始的“开放”思想产生的根源。
为了寻找自立、自强之路，中国人也不得不睁开眼睛看世界，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习外国。”先驱者们为了寻找救国真理，开始“急切而勇敢、曲折又坚毅的学习探索进程”。从以林则徐、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立足“经世致用”观念，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理想，到以洪仁玕《资政新篇》所反映的向西方寻找真理的迫切愿望；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的“中体西用”的思维，以“自强”、“求富”为旗号的洋务运动，到康有为、梁启超在民族危亡关头掀起的维新变法，及在思想界大规模引进西学以救亡图存的运动；从蔡元培、张元济的教育救国思想，到张謇、周学熙等的实业救国实践……林林总总的思想都透露出向西方学习、改造中国的强烈愿望。同时，由于历史时代和自身认识水平的局限，他们的方案却缺少具有时代先进意识的“开放”观。另一方面，这些理论在日后又为孙中山有选择地吸收，成为其早年初步提出对外开放思想的原始对照、参考素材。
20世纪初，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代表的孙中山，抛开洋务派和改良派的理论模式，立足于实际要求，提出了具有近代化先进意义的对外开放思想。他明确主张，“满清时代辱国之举措与排外之心理，务一洗而去之；与我友邦益增睦谊” 。通过对外开放，取长补短，自我完善，让世界走向中国，“使中国重归于世界”。
孙中山的对外开放思想具有明确的理论基础和贯穿始终的指导原则，并且在不断的经验总结过程中完善了依据其基本指导原则提出的较全面的观点、见解及主张，具体的规划和方案，明显优越于前人。
二
唯物主义认识论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具体的认识只是对整个世界一个层次上的认识，一个领域内的认识，一个发展阶段上的认识。因此，认识需要在实践基础上不断深化，不断扩展，从而把认识向前推移。孙中山对外开放思想作为一个理论认识体系，它建立的过程，也是不断完善的过程。这一认识的深化、扩展和推移，贯穿着孙中山的一生。
正如宋庆龄所说：“孙中山是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正是他对旧中国农村中悲惨生活的亲自体验，决定了他的生活方向。” 封建统治的腐朽，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害，社会生活的黑暗和民不聊生的状况，都使幼年的孙中山触发了寻找救国道路的原始意念。同时，随着西学东渐的潮流，他接受了近代海派文化的影响，养成了善于汲取先进思想并熔化为自己思想体系的求实态度。从1879年起，孙中山先后在檀香山、香港接受西方文化教育10多年，对中国现状和西方文明都有比较深刻的认识，从而产生了“慕西学之心，穷天下之想” 。他开始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比中国先进得多，有用得多，产生了“改良祖国，拯救同群之愿”。1894年，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尽其流”四大纲，主张学习西方国家，发展工商业，进行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改造。他认为如果清政府能够采纳他的主张，“仿行西法，以筹自强”，便可以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这表明孙中山学习西方、改造中国的思想方向已初步确定，并着意为对外开放谱写蓝图。这次上书的失败促使他思想上发生了第一次大转变。此后，孙中山奔波于日本、北美、西欧，对西方政治制度、社会状况等作了进一步的考察，从而基本确立了他较为全面的对外开放尤其是向外引进的思想。1897年，孙中山明确提出了“对欧洲文明采取开放态度” 的主张。在创建同盟会时，他更提出要“取法西人文明而用之”，使中国“转弱为强，易旧为新”。民国初年，孙中山又到全国各地宣传对外开放主张。1919年他发表的《实业计划》进一步发挥了对外开放、借外力以造中国现代化的思想，全面论述了实行对外开放的意义、必要性及措施。他的对外开放思想更加完善，更加系统化。
由此可见，孙中山对外开放思想的形成是对中国及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状况长期观察分析，并结合革命实践，总结经验，深思熟虑，苦心研究的结晶。同时，这一思想的不断成熟和完善，也反映了先进的中国人近代世界观，特别是建设和发展观念的更新、深入的历程。这又直接地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事业。
三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是孙中山的一句名言。他认定，“若改变闭关主义而为开放主义” ，是“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是中国走向强盛的必由之路。
作为主张向西方学习的先驱者，孙中山与前人一样，在唤起民众之时，对闭关主义、排外思想作了批判，并从中摧人反思，使对外开放观念更深入民心，此外，他还对实行对外开放的重要性作了论述。他认为：一方面对外开放是发展生产力、振兴实业、解放民生问题的重要途径，“用外国资本及专门家发达工业以图全国民之便利”；另一方面它还是使中国赶上和超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便利之途。“物质文明，外国费二三百年功夫，始有今日结果。我们采来就用，诸君看看，便宜不便宜？由此看来，我们物质上文明，只须三五年即可与外国并驾齐驱”。
孙中山在论证对外开放的重要性、必要性的同时，还明确指出对外开放的目的。他总结了长期实践的经验，证明了他的思维——中国由弱而强的出路只有在于开放自强，即“取法西方而用之”，并从高处下手，变一切旧物而为新物。这样就使其思想核心更为坚稳、充实，为其具体内容的扩展和实际中的施行扎好根基。
四
孙中山提倡对外开放的各种主张，构成了他所创立的开放主义，其主要精神在于取法西方，亦即是引进、学习、吸收和“为我所用”。就对外开放的内容而言，从广义上看，它不仅指经济上的取法、引进，还包括政治、科学、思想文化诸方面的吸收与运用。
（一）政治方面。主要是引进和吸收西方先进的社会制度，为在中国建立人民民主制度服务。
孙中山在接受西方教育期间，就不仅学习了西方先进的社会政治学说基础知识，而且广泛涉猎了华盛顿、林肯等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的传记，接受了西方先进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思想启蒙。随着不断的探索，他还结合对各流派思想的分析，进一步加深了理性思维认识。在他早年，提出了立足中国，引进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并将其弊端引以为鉴的构思。他主张在中国“取欧美之民主以为模范，同时仍取数千年前旧有文化而融贯之” ，组织联邦共和政体。孙中山在主张吸收先进、自立自强的同时，驳斥了“黄祸论”，指出“中国的觉醒以及开明政府之建立”将对中国与世界都有益处。
孙中山晚年提出“中国宜以俄为鉴”。“盖今日之革命，非学俄国不可，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并且号召“以俄为师”，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从而实现了他思想上第二次大转变。
历史表明，孙中山在政治上向西方学习，在中国近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不仅丰富了开放主义的内涵，而且有力地推动了历史的前进。
（二）经济方面。孙中山意识到，“现世界各国皆通商，吾人正宜迎此潮流，行开放门户政策，以振兴工商业”。通过多方面开放而发展经济、振兴实业的思想，在当时确实是一种较前人更为先进的思维，而实际上，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巨大的作用。《实业计划》中，他论证过它实施的可能性——中国富有天然资源、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若吸收外国资金、人才、先进方法加以发展，中国将“成为世界 中无尽藏之市场”，“以经济的眼光视之，何啻新辟一世界？”而且同时“参与此开发之役者，亦必获超越寻常之利益，可无疑也”。可见，他的意念是立足于互惠互利的平等基础之上的。所以，他提倡：我无资本，利用外资；我无人才，利用外国人才；我无良好办法，利用外人方法。
孙中山主张对外开放，重点就是引用外资。他在《中国存亡问题》一文中讲过：“今日谋中国之发达者，所缺资本而已。”同时根据自己对国内外情况的观察、研究，孙中山认为利用外资“乃兴国之要图”。特别在他晚年，更大力提倡这方面的开放。在《实业计划》中就充分展示了这一思想。具体到实践方面，武昌起义成功后，孙中山预计到新政府一定会发生财政困难，因此首先提出开放政策、借外债问题。民国初年，他又曾考虑过和西人合办银行专以输入外资为目的，还亲自到日本考察，争取支持和援助。另一方面，他更强调外资用于实际生产，认为“有万利而无一害”，不能把利用外资视为“鸩毒”，指出“以营生产之事则有利”，并举借债修路为例，“京奉以3年收入，已可还筑路之全本，此后每年所进，皆为纯利，如不借债，则无此项进款”。而且，从国家和民族利益出发，他还提出借外债的三项原则，即“一不失主权，二不用抵押，三利息甚轻” 。他并以日本的成功例子说明，兴利也要无伤主权，这样的引用外资才是有利无害。在此基础上，他就如何在实际中吸收和利用外资，提出过不少方法和设想。在民国初年筹措筑路经费时，他就建议三种方式：借资兴办；华洋合股；定以限期，批与外人承办，期满无价收回。在他看来，三种方法中以第三种最为适宜。
孙中山认为，在引入发达国家资本的同时，亦要借用外国技术人才。他认识到，人才乃发展实业之关键，而中国正缺乏具有近代科学文化知识的人才，因此必须利用外国人才，“广罗各国之实业人才”。另外还要看到，孙中山借用外人的主要目的，还在于培养中国之人才。所以，他主张在使用外资的企业中，在本、利尚未完付期间，应“由专门练达之外人任经营监督之责；而其条件，必以教授训练中国之佐役，俾能将来继承其乏，为受雇于中国之外人必尽义务之一”。
至于方法，孙中山通过对日本维新经验的总结，认为中国要在短时期内改变“一切事业皆不发达，生产方法不良，工力失去甚多”的情况，根本救治之道就是利用外国的方法，简单地讲就是“必须用机器以辅助中国巨大之人工，以发达中国无限之富源也”。而且，他还提出，西方文明的发展用了二三百年的功夫，中国要发展，就不能“随西方文明之旧路径而行”，而应“依西方已辟之路径而行之”，要“迎头赶上去”。
孙中山曾讲过，若能持开放主义，发展经济，“则10年之内，我国之事业，必能林立于国中，我实业人才亦同时并起。10年后，则外资可以陆续偿还，人才可以陆续成就，则我可以独立经营矣”。可见，引进、借用仅是手段，独立经营才是最终目的，而且强调了维护主权，防止损害国家利益。这种对外开放是值得肯定的。
（三）科学方面。孙中山认为，“科学者，统系之学也，条理之学也。凡真知特识，必从科学而来也”。他由知识与经济、政治之间的关系说明了科学的重要：“世界进化，随学问为转移。自有人类以来必有专门名家发明各种专门学说，然后有政治、实业天然进化。” 从而肯定了科学对于人类历史进步的巨大作用。他不仅惊叹于日本维新中科学技术带来的社会巨大进步，进而注目于欧美由科学发展以至产业革命引起的面貌改变，认识到近代科学的进步，促成机械的发明，造成产业的发达，而产业发达的结果，遂使生产商品化，而推动了社会向前发展。事实上，孙中山亦是首先从对中国的落后和外国的先进形成的反差作对照，引发了这方面的对外开放思想。他说：“欧洲之所以驾乎我们中国，完全是物质文明……都是科学昌明而来的。”当然，他同时认为，这方面的内容在他对外开放的整个思想体系中，也是十分重要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鉴于大战的教训，科学进步的影响，以及军事工业的重要，制成“物质建设”的总计划，建议利用外国战后大规模的机械及工厂组织与熟练技工，以助中国经济发展。行动表明，孙中山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对外开放主张，是与经济发展、振兴实业有密切联系的，亦可以认为是一个为之服务的相对独立的方面。
（四）思想文化方面。孙中山自幼便产生了“慕西学之风”。随着不断的学习和总结，他逐渐形成了一种开放型的思想文化意识，养成了对西方文化欢迎、学习、研究的客观态度。他主张两个文明并重，提出“开放是为了促进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他还说：“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中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创获者。”由此可见，在此方面，孙中山提出采取开放态度，而且注重了对优秀传统的继承，更强调了灵活学习、选择吸收和科学运用的重要性，同时解放了思想，开发了思维，发挥了创造性。
五
在向西方学习的时候，面对形形式式的先进事物，应该如何抉择，如何开拓自己的道路，一直都是近代中国人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这就取决于理论原则的确定。孙中山所提倡的对外开放，旨在“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中国之社会主义”。这一思想主张与当时西方列强旨在侵华的“开放”，清政府和军阀屈媚于列强的“开放”，从出发点到归宿都有着本质上的不同，而这种差异集中表现在开放的原则上。孙中山的对外开放原则可归纳为四点：
其一，独立自主，维护主权，平等互利。
这条原则，是孙中山提出对外开放主张的基本立足点。他声言：“现今世界日趋大同，断非闭关自守所能自立，但开放门户，仍须保持主权。”他认识到，清政府和军阀的“开放”在本质上都是相同的，都是为了维护其独裁统治，都使国家主权遭到严重掠夺，国民经济命脉更加受到控制，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另一方面，他又有鉴于埃及借外债“丧失主权”而亡国，但美国借外债“不失主权”而兴盛的经验，指出要变“外人强我开放”为“主动开放”，即必须实行“保持主权”的开放政策，提出了“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的基本原则。正因如此，民国初年，孙中山受任全国铁路督办，着手筹款期间，他就指出借款要以维护主权为前提，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借贷而提出的损害国家权益的附加条件。正因为孙中山所倡导的对外开放乃是要使中国成为独立自主、最富最强的国家，并使中国人民“永远享有真正的自由、文明和幸福”，所以，他在主张收回国家权利、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前提下，在实行对外开放的同时，更强调了“主权万不可授之于人”，并将此视为“中国存亡之关键”。
其二，结合国情，取长补短，反对生搬硬套。
不管是洋务派还是改良派，他们的开放观都没有与中国国情结合，所以落后于时代潮流，不能完全适应世界历史发展和推动中国社会进步。而孙中山则明确指出，理论要联系客观实际要求，坚持开放要与国情相结合，反对生搬硬套，具有先进意义。
原则的指导，首先是反对盲目摹仿。孙中山指出，中国有自己的实际情况，生搬硬套是行不通的。“中国几千年以来社会上的民情风俗习惯和欧美的大小相同。中国的社会既然是和欧美的不同，所以管理社会的政治自然也和欧美的不同，不能完全仿效欧美”。“我们能够照自己的社会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去做，社会才能改良，国家才可以进步”。否则“一味盲从附和，对国计民生是很有大害的”。孙中山对中国国情进行分析，提出取长补短的方法。如在物质方面，他认为中国领土辽阔、自然资源丰富和劳动力充足，但资金不足、人才缺乏、技术落后，所以应该“互助互利，交换之益，用人所长，补我所短。”此外，他还明确地定下了准则——“如果合我们用便好，不合我们用便是不好”。
其三，取其善果，避其恶果，科学运用。
孙中山提倡对外开放，学习西方，但他却绝不是一个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者。一方面，他在学习西方问题上总是把西方的科学技术、物质文明与西方的政治哲学加以区别对待，认为西方的科学技术可以尽量仿效，对西方近代政治哲学就不能如此，应该有所借鉴，有所取舍，有所变更。另一方面，他从对西方社会的考察，发现“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之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意识到“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同时“怀着对劳动群众生活状况的最真挚的同情和对他们的压迫者和剥削者的强烈憎恨”，害怕中国社会重蹈西方的覆辙而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从而提出“须要取那善果，避那恶果”的主张。这种思想，不仅是孙中山对外开放的一大原则，而且更成为他对西方文化态度的一块重要基石。当然，上述两方面，只是孙中山对西方文化“善果”、“恶果”的主要认识，在实际运用上，他还采取了选择吸收、转化改良、变革创新等多种途径。
关于选择吸收。如对于西方各流派的社会思想，孙中山就曾予以选择性的吸取。从其经济思想体系来看，他从自己良好的主观愿望出发，吸收了亨利·乔治“单一税”的思想，接受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关于“土地国有论”的具体方案，同时又对俾斯麦实行的“国家社会主义”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政策颇为欣赏，从中汲取养料，还接受了他所归纳的马克思“资本公有”学说。这种做法，使他从思想上形成了“集百家所长”的概念，为更先进、更适合本国国情的理论的研究，提供了可贵的依据和对照。
关于转化改良。这点主要反映在孙中山“五权分立”思想的创见上。他对西方三权分立制度始终持肯定的态度，但又感到存在不足，遂主张进行改良，发展成为行政、司法、立法、监察、考试各权独立的五权学说。他相信，这种五权分立的政体，较之西方三权分立制度，更加适用于中国。事实上，这种构思是可贵的，这种方式方法更是具有远见卓识，它能够很大程度上打破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狭隘性，弥补了西方社会政治制度的不足，也体现了孙中山真挚的民主建国的远大理想和愿望。
关于变革创新。孙中山认为对外开放，同时也需要创新精神。他强调：“要造成彻底的新民国，在欧美的先进国家无从完全仿效，我们自己要另想一个新办法。”如民生主义，则是通过对中西方古今各经济学说思想的研究而创造出来的。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在中国避免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矛盾的激化，同时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西方弊端加以否定的结果。这些举措，也反映了孙中山对外开放思想中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一面，是其先进性、科学性的具体体现。
其四，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发挥优势，后来居上。
孙中山反对闭关主义，更加反对虚无主义。他没有鄙视本国的传统文化，反之，主张从中吸取养料，完善开放内容，发挥长处，用传统文化来克服西方文化的种种弊病，因此，他的开放意识也体现于他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原则之上。
总的来讲，孙中山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在世界上是优秀的，主要是由于保守思想的牢笼，使中国落后于世界，所以就有必要在对外开放之际，把较西方优秀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从另一种意义上看，他主张发扬传统文化，主要在于恢复民族精神，振兴中华。他指出：“由于我们失去了民族精神，所以国家一天退步一天，我们要恢复民族地位，便先要恢复民族精神。”结合他的对外开放主张，振奋民族精神，不能不说是一剂有效的强心针。它既杜绝了所谓“崇洋媚外”的隐患，又成了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发展自强意识的良方。另一方面，此原则还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对所引进和学习的西方文化起到补充、完善的作用。例如三民主义，就是继承了中国古代唐虞揖让、汤武革命所依据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为邦本”，以及孔子的“天下为公”，孟子的“闻诛一夫，未闻弑君”，“民为贵，君为轻”等民权思想。此外，他还吸收了“以德行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西方哲学无法找到的优秀理论，产生了“民主政治”以及“替众人服务”的伦理价值观。可见，孙中山十分重视优秀传统文化在对外开放中的巨大作用。
正如前文所言，孙中山总是以发展、进取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对外开放思想，其中另一原则，就是要利用利势，发挥优势，后来居上。他鼓励前进中的中国人，只要在对外开放的同时，发挥本国地大、物博、人多及传统文化等优势，自强不息，一定可以建设一“驾乎欧美强国而上之”的国家。这一点，就明显地较他的前人更加进步和超前。
综合上述四项原则，可见孙中山在吸取西方先进文化、经验和思想的同时，仍能够持一种客观、科学的态度，既热情欢迎又冷静对待，既有学习又有批判；同时，他对中国固有优秀传统文化极为珍惜，并提倡发扬，形成一种兼容并蓄主义。此外，他还提出一系列优越于前人的概念。如维护主权、创新精神和“后来居上”等等。这样，就使对外开放思想升华，表现出这种意念处在中国近代这样历史条件下的先进性。所以，它的原则无疑可看作是迷雾中向西方寻找救国、强国之路的中国人的一盏明灯。
六
孙中山的对外开放思想，是时代的要求，更是一种近代先进群体意识的反映。它强烈地体现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一种追赶世界潮流，实现民族独立自强的信念。正如追求“青天白日”一样，他勇敢地提出这一具有进取思想和超前动态的开放概念和救国构想，的确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同时，这一过程又恰好表现了孙中山的严肃、认真、务实的科学态度。他为国为民鞠躬尽瘁，不断追求进步，从不固步自封和墨守成规，他的思想总是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而不断前进，因此，就给对外开放思想带来了无比的生命力。
万花敢向雪中出，一树独先天下春。孙中山以其爱国主义思想，勇于革新的精神，树立了对外开放的风范。但由于局限于中国的历史实际以及阶级本质，从军阀分治到以蒋介石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实行的官僚资本主义，旧中国的统治者们都没能够真正实现孙中山的对外开放、振兴中华的夙愿。只有在今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够将其思想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吸收其精华，通过具体实践，逐步实现具有现代意义的对外开放。宏伟的事业，需要我们脚踏实地立于现实，高瞻远瞩于未来，还要回头看看历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走历史必由之路。此际，我们缅怀一代伟大孙中山，就应学习和发扬其对外开放之思想和“后来居上”之精神，树雄心立壮志，同心同德，坚持原则，艰苦奋斗，加快对外开放之步伐，加大改革之力度，为建设繁荣富强、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贡献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