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开发西北地区的构想和擘划

孙中山毕生致力于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富强事业，他怀着彻底改变我国落后面貌，跻身近代化强国之林的壮志豪情，通过摸索、调查并参照外国经验，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提出了发展国家经济建设的宏伟计划和方案——《实业计划》。在这一巨著中，关于建设西北铁路、开发西北资源的一系列构想和擘划，体现出了孙中山十分重视这一地区，并且具有高出于前辈和同辈的卓识远见。

为着开拓振兴中华的宏伟事业，孙中山在一些著作和讲演中，特为关注占地辽阔、民族构成复杂、边畔特多、人民又极端贫困的西北地区，曾经多次提到该地区的开发和建设问题。他认为西北地区具有经济建设的实际需要和非常有利的条件，应该将长期封建王朝“取东南以养西北”的传统政策，改为大力促进西北地区具有发展能力的方针。指出：“国境之内，而有此广大富源未经开发者，可为吾人殖民拓业之地，其兴起吾国前途之希望，实无穷也。”他并为之留下了不少有关开发的构想与擘划，用以改变西北的落后面貌。

孙中山关注西北并进而倡导西北开发的思想和活动，早在1890年《致郑藻如书》和1894年《上李鸿章书》中，就已经初显端倪；而在1912年，他在一些讲演里曾多次抒发：到1917—1919年问世的《建国方略》巨著中，在“物质建设”的《实业计划》里，则是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提出了具体的宏伟设想和方案，概括起来主要内容是：

首先，孙中山提出开发和建设西北必须要大力发展交通运输业。孙中山一向重视国民经济的动脉交通运输业，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繁兴”，同交通运输业发达有着密切关系。要想在中国发展经济，达到民富国强，也应重视发展交通运输业，而且尤应以铁路发展为先，以带动全国。他说：“交通为实业之母，铁路尤为交通之母。国家之贫富，可以铁道之多寡定之，地方之苦乐，可以铁道之远近计之。”认为铁道是一个国家国力的象征，修建铁路有利于全国联系，使于活跃生产，做到共同兴旺。而西北地区资源虽丰，但苦于交通梗塞，距离海岸线又远，所以首先着手修建铁路，方可有利发展经济和国防建设。

在“实业计划”的“第一计划”中，充分体现了他的上述设想。所擘划的西北铁路系统，由北方大港（孙中山设想渤海湾所建之港），经滦河各地，以达多伦诺尔，由此进展于西北。计划在西北诸省，按先易后难的程序，建设多伦诺尔至漠河、赤塔、迪化（乌鲁木齐）干线，迪化至伊犁、于阗线，和库伦至恰支图、乌里苏台至边疆支线等铁路多条，全长约5950英里。从地理位置来说，这一系统可连海洋与欧亚之交各线，从而将中国西北广大土地连成一片，以达广阔边疆，使未开发的丰裕地区得以开发，经济资源得以利用。进而将西北铁路系统各线分别纳入他所设想的中原铁路系统和高原铁路系统之中，使西北各省之间以及全国各地互相联系起来，脉络相通。

孙中山把西北铁路系统提到很重要的地位，他在评价这一方案时，认为从“国民需要”来说，“此为第一需要的铁路”。并把其擘划的全国南、中、北三路铁路干线，都以西北为终点，对之极为重视。他预言道：“此种铁路，实居支配世界的重要位置。盖将为欧亚铁路之主干，而中、欧两陆人口之中心，因以联络。”

对于穷乡僻壤不修铁路的地方，孙中山主张要修筑公路，并计划修建的碎石路，连接四面八方。此外，还必须疏浚黄河及其支流，开通航运。他认识到水资源是基础性自然资源，既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又是维持生态环境良好循环的必要载体，所以在规划中，充分利用了西北仅有的水资源进行航运，并计划修建码头、整治河床和水利灌溉及发电等。这就是说，以近代化的交通手段铁路为主，辅以公路和水路，使陆水结合，相互配套，组成一个水陆交错、无运弗届，从而形成为一个交通运输网。它不仅可以大大便利西北的开发，东南沿海的工业品又可以源源不断地运入西北，而西北各省的矿产也可以四处交流，经济得以发展，并能够便于抵御外来的侵略，使国防边疆得以巩固。

其次，孙中山认为，应着力发展西北地区的农牧业。近代西北地区的经济主要还是以农牧业为支柱，而农业生产和畜牧业发展却十分衰敝，造成农牧产品相当落后和匮乏。其所以如此，除了兵匪战乱、苛捐杂税等因素外，技术落后，缺水造成的频仍旱荒则是其主要原因。在《实业计划》中，孙中山指出：西北诸省有不少“最富之农业与最美之牧场”，应当充分加以利用，以便把这一广大地区变成为最大食物之生产地方。对于已耕之地，要“依靠机器及科学方法改良”，使同面积的土地，生产更多的粮食。与此同时，还要加强农业灌溉工程的建设，以解决商农牧业所需的水源问题。他在所订的发展纲要中，专门把“蒙古、新疆之灌溉”，与中国北部……建造森林“和农业之发展”列在一起，说明十分重视西北的水利灌溉事业。

第三，必须向西北地区移民垦荒。为建设西北，孙中山提出向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等地移民垦荒的设想。他指出，移民西北既可以消纳发达地区充盈的人力，让这些人把相对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到经济落后地区，还可以“化兵为工”，以“垦发自然之富源”。正因为移民于西北如此之重要，孙中山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重要组成部分列入《实业计划》之中。为了使移民计划得以实施，他进一步提出政府应采取扶持移民的“特惠”政策，如将贷款“第一先用于”安置被裁士兵的移民，开设资本主义性质的“农庄”，将土地长期“贷诸移民使用，而经始之资本、种子、器具、房宇应由国家供给”，费用可分年摊还等。其目的则是“取中国废弃之人力，与夫外国之机器，施对沃壤，以图利益昭著之生产。”

最后还要组织力量开发矿产和各种工业。孙中山针对西北的矿产蕴藏丰富但开采十分落后的情况，指出这些矿产过去大多靠人工开采，产量有限，现在应由政府经营，运用现代机器开采，由专门技师予以指导，国家银行予以经济援助。要使一切有利的矿藏都可以逐步开发。并提出在煤、铁产地及其附近建立钢厂、冶铸机厂和农器制造厂等，重点发展以羊毛生产为主的多种工业。他设想在“煤油区域、稠密民居、工业中心以及河岸、海港等地方，皆宜用油管办法互相联络”。还提出在中国西北建造森林，“植林于全河流域或倾斜之地，以防河流之漂御土壤”，从而达到保卫生态环境之利。

从孙中山开发和建设西北的全部构想和擘划中，显示出它很有特色。其特点之一，表现在对交通规划的设想，是既立足于我国西北部的具体情况，又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现代化手段和现代化城市规划中有关铁路、公路、水系、公共建设等交通建设重点工程项目的新概念，为推进西北现代化而拟定的交通建设计划。从而为我国现代化建设西北奠定了基础，可为民国时期和以后的建设者提供借鉴和利用。

其特点之二，在于对开发西北和利用外资发展经济的设想。孙中山在谈到贯彻其所订《实业计划》途径时，概括为“盖欲使外国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而调和此人类进化之两种经济能力，使之互相为用，以促进将来世界之文明也。”在开发西北的问题上，他也作如是观。比如谈到开发陕西、甘肃、新疆等地石油时，他指出：“中国有此种矿产，不能开采以为自用，以致由外国入口之煤油、汽油等年年增加，未免可惜。”而且根据工业发展趋势，“由外国输入之煤油、煤气，断不足供中国之所需要，此所以在中国开采石油为必要之图也。”而中国目前又无法做到，所以他主张“此种事业需由国际开发实业机关为政府经营之。”即必须输进外国机器、技术和技术管理人才。又比如“新疆和阗玉矿，皆用人才采取，经已数世纪之久矣。”但沿用旧法，只能开采表层，“如能行用近代机器，并由政府经营是为最经济之办法也。”并提议将此纳入国际开发计划之中。

其特点之三，在于移民实边、开发西北的先进思想。孙中山移民西北和清代早已有之的屯垦不同，他要采用资本主义方式来改造和扩大新疆等地的垦殖事业。他视移民垦边为“谋国要图”，并指出“殖民蒙古、新疆，实为铁路计划之补充，盖彼此互相依倚，以为发达者也。”同时，他把移民与实行中国近代化，贯彻三民主义结合起来，和尽快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结合起来。他提出的主张是：首先采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和先进耕作技术，并鼓励机器生产。其次，授权移民自行组织自治团体，引导他们行使人民权利。第三，内地移民与化兵为农并举，以期富国裕民。他认为：“假定十年之内，移民之数为一千万，由人满之省徙于西北，垦发自然之富源，其普遍于商业世界之利，当极浩大。”同时，“夫中国现时应裁之兵，数近百万，生齿之众，需地以养。殖民政策于斯两者，因最善之解决方法也。”如实行裁兵，百万余劳动力，即可“以为筑港建路及开发长城以外，沿线地方之先驱者。”

综上所述，充分说明孙中山非常重视西北地区的潜在力量和重要地位，至为关注西北的建设事业，并把开发和建设西北同全国经济建设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中凸显出孙中山具有着开阔的视野，远大、全局的眼光，和敢想敢做、高瞻远瞩的宏大气魄。这样系统全面的西北开发和建设的构想和擘划，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他代表了那个时代对西北问题认识的高度，并且也充分表现了孙中山这位历史伟人的远见卓识，是远远高出于其前辈和同辈的。但是，当时的中国既不具备实现这一宏伟计划的历史环境，也缺乏推进它的社会力量和物质条件，致使其未克付诸实施。

当然，孙中山开发和建设西北的构想和擘划中，也还有其主观臆想和不合理、不现实的成分，需要作具体分析。尽管如此，但它绝非是像过去曾被人们所认为的那样，仅是一种“放空炮”，致使其长期以来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并给以认真深入研究。近年来由于我们实施西部大开发和积极引进外资，历史的发展证明孙中山早就提出了这种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的类似主张，才引起学术界的重视，被发掘出来加以肯定。应该说，孙中山开发西北的这些擘划，同样是留给后人的一份珍贵的思想遗产，即使在今天对于我们仍不失具有启发和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