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先生的教育方法

记得1950年12月10日，人民教育出版社开成立大会。头天晚上，社务委员（后兼经理部主任）吉少甫同志给我打招呼：“明天的会很重要。叶社长讲话，你负责记录。他在文字上要求非常严格，你手快，又听得清他的口音，千万不能出错。”第二天叶先生讲话的时候，我聚精会神地听，一字不漏地记。叶先生刚讲完，掌声响起，我就溜出了会场，找了个角落，迅速整理记录稿。叶先生的讲话，缜密，简洁，生动，顺耳，一会儿就整理出来了。认真读了两遍，确信没有错漏，没有一个错字错标点，就去“交卷”，会还没散。

吉少甫第二天兴冲冲地把记录稿交给我，上面有叶先生的批示：“看过了。可以印发。请精校。”他告诉我：“叶社长表扬你说：讲话中重复的地方，你给删了；脱头落襻的地方，你给装上了榫头和搭扣；不完整的句子，你给补足了。居然没有一个错别字、一个错标点，字也写得好，而且是当场整理出来的。年轻人中间还不多见。”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些话真的是出自我景仰已久的这位大文学家、语言大师之口吗？我没有做什么呀，只在抄写的时候，按照通常的语言习惯顺了一下而已。这是整理者分内的事，谁都会这么做的，有什么可表扬的呢？唉！从父亲那里，我从来没听到过一句称赞（那时候还没通行“表扬”这个词儿）的话，连“这封信写得还可以”之类略表满意的话都没听到过。

后来，我被调到叶先生身边工作，开头个把月，经我手的文稿，没见叶先生改正过一个错别字。不料有一天，叶先生忽然对我说：“看得出你从小临过帖，受过严格训练，基本上没有笔误。我说‘基本上’，因为你还有几个习惯性的错字。”说着就在纸上一边写一边讲：“一个是‘初’，你写‘衣’旁常少了一点；一个是‘束’，中间的‘口’常少了一横；一个是‘祭’，你常把左边写成了‘夕’，应该有两点。这类习惯性的错字很难改，因为已经写了千百遍，成了‘条件反射’。但是下决心改，还是有办法的，只要从源头上重新认识这些字，加深印象。‘初’指做衣服的第一道工序——剪裁，所以从‘衣’不从‘礻’。‘束’字是‘木’和‘口’组成的。‘口’是一圈绳子，用它拦腰捆住一堆‘木’柴，就成了‘束’。”我开头还有点儿紧张，听叶先生这样讲法，禁不住接茬说，“我少写了一横，绳子短了一大截，就捆不成‘束’了。”叶先生笑了，说，“对！对！就是这个理儿。‘祭’字更加有趣，更加好记。右边是只手，拿着左边的一块肉，放在高脚盘子上，就是举行‘祭祀’。”我笑着说，“我的那块肉少了根排骨，真是大不敬了。”叶先生笑着问，“这三个字你以后还会再写错吗？”我说，“真是一辈子受用不尽，再也不会错了。”叶先生说，“‘一辈子受用不尽’，这句话好。我想做老师的最爱听学生讲的，应该是这句话。”

叶先生兴犹未尽，笑着说：“我还想到一层意思，这类习惯性的错字，不改行不行？我想有的不能不改，有的不改也行。像你这样‘初’字‘祭’字少写了一点，‘束’字少写了一横，三个错字在打字机的字盘里和排字房的铅字架上都没有，排出来的还是‘初’、‘束’、‘祭’，从当前考虑，不会造成损失。所以我发现以后没有改正。但是从长远考虑，非改正不可。有些字是来不得半点差错的，‘戊戌变法’的‘戌’，跟‘卫戍区’的‘戍’，就差在这一点和一横上。这是一。你的工作不限于抄抄写写，很可能要排个名单什么的，按姓氏笔画为序，你按三个错字排，‘赵朴初’、‘皇甫束玉’、‘蔡畅’就会排错位置。这是二。你给我当助手，我还是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将来要参加汉字改革和印刷通用汉字的字形整理工作，你现在就得开始准备，熟悉每个常用的形、音、义，写字看稿都要一丝不苟。这是三。将来你也许独当一面做编辑工作，让你编字典，你不改正那三个习惯性错字，就会把‘初’字放到‘礻’部，把‘束’字放到‘木’部的二画里，几万、几十万、几百万的读者，大多是中小学师生，在‘衣’部查不到‘初’，在‘木’部三画里查不到‘束’，是不会原谅你的。这是四。想想这四条，三个错字非改不可。这也是防微杜渐，消除隐患。你说是不是？”

那天晚上，我想得很多，翻来覆去睡不着，就给父亲写了长长的一封信，讲了我来京以后遇到了一位好领导好老师，具体介绍了叶先生的启发式、讲道理的教育方法，含蓄地批评了父亲不讲理的打骂式教育方法。十天以后，接到父亲的回信，由弟弟代笔。父亲很替我高兴。说当年失了业，情绪不好，把气出在我的身上，回想起来常觉得后悔；对我的两个弟弟，他一定学习叶先生的启发式的讲道理的教育方法，还叮嘱我一定要像对待他那样对待叶先生。我把父亲的信给叶先生看了，叶先生说：“老人家身体好像不太健朗，不必再让他改变什么教育方法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