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长城与北边交通
在秦汉长城的防务体系中，交通道路对于北边军事局势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秦汉帝国致力于却敌开边的决策者对此无不给予特别的重视。出于战争的需要，北边交通系统具有更完备的结构，不仅有与长城并行横亘万里的主要干线，也包括出塞道路和与内地联系的许多条大道，以及保证北边新经济区正常生产与流通的疏密相间的道路网。一些前辈学者研究秦汉主要交通道路的分布与规模，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然而往往过于强调咸阳和长安作为全国交通网的中心地位，将全国交通都归入自咸阳或长安向远方辐射这样的定式，忽视了北边交通道路。本文主要就长城防务体系中北边交通的形式、规模及作用进行探讨，以期有助于秦汉长城研究的深入开展。
一、长城防务与北边道的经营
北边道的最初经营可以上溯到战国时代。《史记·匈奴列传》：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而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当是之时，冠带之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且以当三国北边防线中部，也是创建较早、地段最长的赵长城为例，据《史记·赵世家》：赵肃侯十七年，围魏黄，不克。筑长城。《正义》：刘伯庄云：“盖从云中以北至代。”按：又疑此长城在漳水之北，赵南界。而赵武灵王十九年，王北略中山之地，至于房子，遂之代，北至无穷，西至河，登黄华之上。召楼缓谋曰：“我先王因世之变，以长南藩之地，属阻漳、滏之险，立长城。”。可见肃侯所筑长城确在赵南界。虽然早年赵襄子也曾并戎取代以攘诸胡，但赵北境得以巩固是在赵武灵王时。赵武灵王行胡服骑射曾申明己志曰：虽驱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大约基本上如愿以偿，于是在二十七年传国，立子子何以为王，而自号为主父。正如《史记·匈奴列传》记述，在赵武灵王时代，赵国北境营筑长城。此后在李牧驻守代郡、雁门时，十余岁，匈奴不敢近赵边城。赵长城防务已较为完备，事当赵孝成王时。据《史记·赵世家》记述，赵惠文王元年，主父欲令子主治国，而身胡服将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从云中、九原直南袭秦，于是诈自为使者入秦。三年，灭中山，迁其王于肤施。起灵寿，北地方从，代道大通。还归，行赏。数年之间，赵国实际最高执政者竟频繁往复在北边活动，所谓北地方从，代道大通者，说明当时赵长城防区已开通条件良好的交通道路。赵武灵王策划从云中、九原南袭秦，说明这条道路的通行条件可能已较赵从南路击秦更为便利。可见，长城最初发挥防卫作用的同时，北边道路也已初步开通。
秦统一后，将原有燕、赵、秦的长城连贯为一，在全国征调劳力，开始进行规模宏大的长城工程。《史记·六国年表》：秦始皇三十三年，筑长城河上，蒙恬将三十万。《史记·蒙恬列传》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险制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于是渡河，据阳山，逶蛇而北。暴师于外十余年。筑城工程仅河上一段，就用卒三十万。司马迁亲自考察这一段长城后曾感叹说：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淮南子·人间》：因发卒五十万，使蒙公、杨翁子将筑长城，西属流沙，北击辽水，东结朝鲜。中国内地，挽车而饷之。所谓三十万、五十万者，仅指卒而言。《史记·六国年表》：谪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史记·秦始皇本纪》：史官非秦纪皆烧之，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集解》引如淳曰：《律说》：“论决为髡钳，输边筑长城，昼日伺寇虏，夜暮筑长城。”可见当时作为徒的筑城人员更不在少数。张维华在《中国长城建置考（上编）》中估计，长城工程劳役用工总在伍士兵及戍卒与罪谪计之，当不下数百万人。姑且不考虑施工时木石等建筑材料的运输以及工程来人员往的需要，中国内地挽车而饷之的施工人员口粮，以100万人计，每年至少需3000万石以上。据秦汉运输车辆装载粮食的一般定额每车二十五斛计算，仅转运这些粮食，每年就需要运输车辆120万辆次。施工人员分布长城沿线，连绵数千里，输运给养保证施工必然要求沿线交通道路的畅通。
长城作为军事防御设施也必然要以交通道路作为辅助结构。自春秋晚期起，车战作为主要作战方式走向衰落，但在秦汉之际，兵车在战争中仍发挥一定的作用。秦始皇陵兵马俑的军阵表现为以兵车为主，步骑为辅的形式。秦末及汉匈战争中仍有车战。《史记·陈涉世家》：起义军攻陈时，有车六七百乘，周文至关，有车千乘。《史记·孝文本纪》载，汉文帝十四年，匈奴入边为寇，文帝车千乘，骑卒十万，往击匈奴。直到汉武帝时代，卫青、霍去病与匈奴战塞北，曾令武刚车自环为营。李陵于匈奴围中，亦曾军居两山间，以大车为营。秦汉之际，长城沿线巡边防卫以及出击，都当有兵车队列，大队兵车的通行必然要求交通道路的平整和畅通。
秦汉长城防御体系由北边道连贯为一体。史书中可以看到中央政府派员沿这条道路巡行北部边防的记载。例如，汉武帝后元二年左将军上官桀巡行北边；新莽始建国三年遣尚书大夫赵并使劳北边；天凤元年谏大夫如普行边兵，等等。史籍中关于秦汉时代北边道路通行状况的最明确的说明，莫过于关于帝王亲自循北边巡行的记载。《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二十七年，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边回中。陇西郡正在当时长城线西端，而所谓鸡头山，《正义》引《括地志》：《后汉书·隗嚣传》云：“王莽塞鸡头。”即此也。可见也是著名要塞。秦始皇三十二年，东临勃海边，刻碣石门，又巡北边，从上郡入，大致经行了北边道路的大段。秦始皇三十七年，出巡途中病故沙丘平台，李斯、赵高秘不发丧，棺载＝＝车中，从井陉抵九原而后归，并不急于回归咸阳控制统治中枢，特意绕行北边，说明这次出巡的既定路线是巡行北边后由直道返回咸阳的，完全循行秦始皇生前规划的路线，意在稳定政局，有计划有步骤地除去公子扶苏等人，充分表现出李斯、赵高等缜密的谋略。汉高祖平叛曾亲赴平城，致受白登之围，平城亦地当北边道上。汉武帝元鼎五年，曾由雍至陇西，西登崆峒，元封元年，武帝行自云阳，北历上郡、西河、五原，出长城，北登单于台，至朔方，临北河，巡察了北边道西段。同年，又北至碣石，自辽西历北边九原归于甘泉，巡察了北边道东段及中段。元封四年，武帝通回中道，北出萧关，历独鹿、鸣泽，自代而还。司马迁在《史记·蒙恬列传》中说：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可能也是跟随汉武帝出行的经历。
帝王出巡，常常随行大队车骑，如《后汉书·舆服志》所谓：乘舆六驾，属车八十一乘，备千乘万骑。秦始皇、汉武帝皆曾巡行北边，北边道自当有可适应帝王乘舆通过的规模。皇帝出行，郡国皆豫治道。《盐铁论·散不足》也说到帝王出巡时，数幸之郡县，富人以资佐，贫者筑道旁。秦始皇、汉武帝巡行北边，必然会促进北边交通道路的建设。
秦汉交通道路多为土质路面，遇雨雪则难以通行，平时也需要经常养护维修。居延汉简中可除道卒（87·7、87·8）字样，甘谷汉简中说到有警，□［吏］□［民］运给军粮之外，尚需缴纳道桥钱，连刘氏宗室也不能幸免，致使役使不得安土业。可见为保证北边道路的通达所调发的劳役，竟然成为当地居民的沉重负担。
《史记·绛侯周勃世家》记述周勃从高帝击反韩王信于代，后击韩信军于＝石（《正义》：在楼烦县西北），破之，追北八十里。还攻楼烦三城，因击胡骑平城下，所将卒当驰道为多。勃迁为太尉。驰道，是秦汉时主要交通干线，营建时有严格的设计规格和施工要求，是区别于普通道路的高速道路。北边长城防线有驰道沟通，也说明了北边交通对于秦汉帝国有兴衰存亡的重要意义。
二、攻守兼备的军用道路
北边道与其他交通道路系统的主要区别之一，在于它的军事意义。它的通行状况，直接关系到北部边防的军事局势。
在长城防线构成之后，北边道的作用首先在于强化防务，维持整个防御系统中各个边防城塞之间的联系。汉武帝策划马邑之谋，单于以十万骑入武州塞，汉伏兵三十万屯马邑旁谷中欲聚歼之，就是由于匈奴攻破与整个防区失去联系的烽燧，得武州尉史，因而事泄，导致整个计划的失败。此武州尉史《史记·匈奴列传》作雁门尉史，烽燧则作亭。史书所载，往往亭燧并称，或曰亭障、亭候、亭塞。燧、障、徼、候、塞是防御机构，而亭则最初是属于交通系统的机构，一称亭传。如《汉书·百官公卿表》：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汉书·西域传》：稍置列亭，连城而西。《后汉书·卫飒传》：凿山通道五百余里，修亭传，列邮驿，等等。《史记·平准书》说汉武帝北出萧关，从数万骑，猎新秦中，以勒边兵而归。新秦中或千里无亭徼，于是诛北地太守以下。可见亭在边防地区的作用。居延汉简中有亭燧、亭障、塞亭、燧亭、关亭、望亭、戍亭诸称，亭逐渐与障、隧候、塞等意义混同，由交通系统演化为军事组织的名称，可以说明长城防线上军事防御设施与北边道路的关系。居延汉简29.7。四月丙子肩水＝北亭长敏以私印兼行候事，陈梦家在《汉简考述》一文中指出：以亭长兼行候事犹以隧长兼行候事之例，则亭长属于候官系统。又据汉简中的资料列出邮站表，指出：邮为传递文书的专门机构，它与亭、传、置、驿并为大道上有关交通的设置，且往往重叠于一处互相通用，表中所列，显然与塞隧相联系，因此所谓邮站多数为隧，少数为亭、驿、关。这一现象，可能是北边长城沿线地区与内地不同之处。居延地区亭长与燧长月奉钱均为六百，可归于同一秩别。又三＝燧长徐宗自言故霸胡亭长（3.4），第十八隧长郑强徙补郭西门亭长（258.15），也说明原本分管交通与警卫的亭燧长官职能相近，可以互调，应属于同一指挥系统。
从居延汉简提供的材料看，当地烽燧等许多防卫建筑确实靠近交通要道。例如金关同时又名通道厩，简文中还可见，道上亭驿＝（149.27）、甲渠河南道上塞（74。E。P。F。16：3），县索关门外道上燧（74。E。P。F。16：6）、＝道亭长（308.17）、当道田舍（217.16）等字样。烽燧障塞，如同甲胄零散的铁片，而交通道路就象坚韧的韦带，将它们牢牢系结为一体。
北边道不仅有联系长城防线各个据点以加强防务的作用，尤其对于在长城以外进击匈奴有重要意义。从汉武帝元光元年始，以卫尉李广为骠骑将军，屯云中；以中尉程不识为车骑将军，屯雁门，防御匈奴。至征和三年止，贰师将军李广利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出西河，重合侯莽通（马通）出酒泉击匈奴。仅汉武帝时代，汉军数十次利用北边道运动集结兵力，由北边各郡出击匈奴，其中表现出北边道将整个长城防区联系为一个整体，分多路同时出击的战役凡十一次。
由于史籍记载的简略，我们难以详细了解当时北边道上各边郡同时紧张备战的情形。然而有的史例，如元朔六年春，卫青将六将军兵十余万骑出定襄，还，休息土马于定襄、云中、雁门，两个月后，又率这支部队由定襄出击，以及征和三年，汉军由五原、西河、酒泉同时出兵，都可以说明边郡之间运输的方便与联系的畅通。而元鼎五年、元封元年汉武帝两次亲自巡边，前者从者数万骑，后者勒兵十八万骑，尤其可以说明北边道路用于行军和运输的良好效能。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载，元狩四年春，卫青、霍去病各将五万骑击匈奴，步兵转者踵军数十万，《正义》：言转运之士及步兵随后又数十万人。从事辎重转运的军士可能数倍于作战主力部队。李陵任骑都尉，武帝以为有李广之风，欲使为李广利将辎重，可见辎重在远征军中的地位。李陵力请愿得自当一队，所部亦有所辖辎重，在匈奴围中，曾以大车为营。《汉书补注》引沈钦韩曰：陵以此车载辎重，固行阵，备冲突，要其临斗，乃用车骑，未尝以车战也。指出当时军中车辆的主要作用在于运输作战物资。李陵出师时，关东群盗妻子徙边者随军为卒妻妇，大匿车中，军中辎重车不仅数量多，也有较大容量。永元元年，窦宪率骁骑三万北征匈奴，勒石燕然，去塞三千余里，军车达万有三千余乘，号称长毂四分，云辎蔽。可见征途愈远，军中辎重的比例当愈大。巫蛊之祸时，卫太子曾发中厩车载射士，出武库兵，李陵军陷重围，矢尽弃车，以及东汉灵帝时零陵太守杨璇镇压苍梧、桂阳起义时为兵车，专彀弓弩，都说明有些车辆大约是专门装载消耗较大的箭矢一类作战物资的。司马迁曾批评霍去病出征时天子为遣太官赍数十乘，既还，重车余弃粱肉，而士有饥色。看来，汉代军中有时为高级军官所备食品专车竟可至数十乘。当然，所谓辎重主要是指部队食用军粮。以元狩四年卫青、霍去病北击匈奴为例，主力部队十万骑，马匹十四万。卫青将五万骑，出塞千余里。；霍去病亦将五万骑，车重与大将军寻青等，出代二千余里。《汉书·匈奴传》：计一人三百日食，用蒲十八斛，非牛力不能胜；牛又当自赍食，加二十斛。《汉书·赵充国传》：军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岁。部队往返行程二千余里至四千余里，姑且以前后历时约40日计，当需军粮4752000斛以上，虽然军士出发时有可能自带数日军粮，作战中又有得匈奴积粟食军的偶然情形，以汉代运车车载二十五斛的一般标准折算，边郡至少须有二十万辆运车装载的军粮储备是必然无疑的，如考虑到部队集结及作战准备时的消耗，则需用量当数倍于此。
《墨子·备城门》城池修，守器具，樵粟足，此所以持也。军粮充备，是防务加强的首要条件。汉宣帝时，根据耿寿昌的建议，边郡皆筑仓，以谷贱时增其价而米，以利农，谷贵时减贾而粜，名曰常平仓。民便之。而《汉书·宣帝纪》载：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奏设常平仓，以给北边，省转漕。大约当时设仓的本意主要还是在于供给北边军用，不在于出粜。敦煌郡玉门都尉统辖T。18烽燧位于敦煌一玉门关的大道旁，该烽燧正北为一仓储遗址，今称大方盘城。这座仓储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32米，南北宽15米，有些地方的墙垣仍高7.6米。仓房有大厅三间，各厅南北两面墙上，都有两排对称的三角形通风孔。仓外有两重围。位于陕西华阴，连结黄河与漕渠运输以供应京师有著名的汉华仓，其中1号仓遗址，东西长62.3米，南北宽25米，面积不过1557.5平方米。如果大方盘城为仓储的判断不误，则这座位于长城防线最西端的粮仓面积竟超过华仓1号仓，达1980平方米。由此可知当时北边道上仓储设施的规模。
三、繁荣北边的经济动脉
在构筑长城边防工事的同时，秦汉政府都相当重视北边新经济区的建设。北边道成为北边新经济区的主要动脉，因而与北边经济形势兴衰与共。
建设新经济区的重要措施之一是向北边大规模移民。秦始皇时代已开始向北边移民，据《史记·秦始皇本纪》：
（秦始皇三十三年）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
（三十五年）益发谪徙边。
（三十六年）迁北河榆中三万家。
西汉仍实行徙民实边的政策。汉文帝时采纳晁错建议，募民徙塞下。汉武帝元朔二年，募民徙朔方十万口。元狩三年，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元狩五年，徙天下奸滑吏民于边。此后，又不断向河西等地移民。《汉书·地理志》说：定襄、云中、五原，本戎狄地，颇有赵、齐、卫、楚之，（河西四郡）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悖逆亡道，家属徙焉。
经营长城和北边道的历史，同时也是北部边疆地区经济得以开发的历史。大量移民以及戍卒屯田运动的开展，使当地农业的发展出现飞跃。通过甘肃武威磨嘴子48号汉墓出土的西汉木牛犁模型以及陕西绥德王得元墓画像石牛耕图、陕西米脂画像石牛耕图、内蒙和林格尔壁画墓牛耕图，可知牛耕已在北边地区推广。从上述资料可以看出犁架是由犁梢、犁床、犁辕、犁衡、犁箭组成，作为畜力犁的主体构件已经具备。辽阳三道壕出土的巨形犁铧，据认为可能是用数牛牵引的开沟犁，似与当时重视水利灌溉事业有关。辽阳三道壕西汉晚期村落遗址中畜圈邻近厕所，内中往往积有粪肥，说明当时也注重农田施肥。居延汉简中也可见有关运粪的内容，如：＝以九月旦始运粪（73·30）。居延汉简中多见代田仓的仓名，许多专家据此以为中原先进耕作方法代田法已经推广到河西。内蒙和林格尔壁画墓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围绕着庄园绘出的农耕图，园圃图、采桑图、沤麻图、果林图、畜牧图、网渔图、谷仓图、酿造图等等，表现出当地农业及其他多种经营的发展水平。从汉墓出土车辆模型及汉墓壁画中关于运输活动的画面可以知道，北边经济的繁荣是以北边道的发展为条件的，而经济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了北边交通的发展。
不仅内地曾向塞上大规模移民，秦汉时代还多次发生北方游牧族在塞外依长城定居的情形。汉武帝元狩二年，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合四万余人来降，置五属国以外之。汉宣帝五凤三年，汉置西河及北地属国都尉以安处匈奴之归附者。甘露三年，呼韩邪单于自请愿留居光禄塞下，有急保汉受降城。汉元帝初元元年，上郡属国附汉胡人万余逃入匈奴。竟宁元年，呼韩邪单于上书愿保卫上谷以西至敦煌。两汉之际，匈奴骑兵多次被引入内地作战。东汉时，匈奴、乌桓、鲜卑往往归附，甚至入塞内屯居。《反汉书·章帝纪》及《西域传》序说，章帝建初二年，汉罢伊吾卢屯兵，北匈奴因遣兵复屯其地。这是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对游牧族发生影响的实例之一。
汉与塞外游牧族之间的经济联系得以实现的主要渠道之一，即北边道上的关市贸易。《史记·匈奴列传》孝景帝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给遗匈奴，遣公主，如故约。汉武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绕给之。后来虽然匈奴往往入盗于汉边，不可胜数。然匈奴贪，尚乐关市，嗜汉财物，汉亦尚关市不绝以中之。汉武帝征和四年，单于遣使遗汉书云：欲与汉＝大关（林斡《匈奴历史年表》以即通关市），取汉女为妻，岁给遗我＝酒万石、稷米五千斛、杂缯万匹，它如故约，则边不相盗矣。《汉书·昭帝纪》：始元五年，汉罢马、弩关。注引孟康曰：但马高五尺六寸齿未平，弩十石以上，皆不得出关，今不禁也。《后汉书·孔奋传》载，两汉之际，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注：古者为市，一日三合，今既人货殷繁，故一日四合也。东汉明帝永平七年，北匈奴欲合市，遣使求和亲，显宗冀其交通，不复为患，乃许之。章帝元和元年，武威太守孟云上言北单于复愿与吏人合市，诏许之，北单于乃遣大且渠伊莫訾王等，驱牛马万余头来与汉贾客交易。《后汉书·刘虞传》说，刘虞劝督农植，开上谷胡市之利，通渔阳盐铁之饶，民悦年登。说明关市贸易对塞内外经济发展有积极意义。内蒙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中有宁城图，在城中广场上，有四方形墙垣，标识宁市中三字，考古工作者以为此即文献记载所谓上谷胡市。
除了开辟关市发展贸易之外，长城内外还通过进献、给遗等方式保持经济联系。如前引武帝征和四年匈奴单于索求＝酒万石、稷米五千斛、杂缯万匹，所需运输车至少当在千辆以上。除此之外，北边道还承担了多次向匈奴发送救济物资的运输任务，例如：
（汉宣帝五凤元年）匈奴五单于争立，议者多曰匈奴为害日久，可因其坏乱，举兵灭之。御史大夫肖望之以为宜遣使吊问，辅其微弱，救其灾患，宣帝从其议。
（汉宣帝甘露三年）呼韩邪单于居幕南，保光禄城。诏北边振谷食。
（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六年）南单于遣子入侍，奉奏诣阙，转河东米＝二万五千斛，牛羊三万六千头，以赡给之。
塞内沿长城各地区的经济联系也藉北边道得以加强。居延出土建武三年候粟君所责寇恩事简中，说到寇恩自食为业将车到居延积行道廿余日，据陈梦家考证，居延至肩水间邮路长约250公里，金关出土37.57简：肩水候官始安隧长许宗，＝得千秋里家去官六百里地湾出土13.7简：肩水候官并山隧长公乘司马成，＝得成汉里家去官六百里，均可证肩水至觥得六百里，因而居延至＝得路程总长超过汉制1200多里。寇恩往返两地贩运，足见当时北边道上长途贸易之活跃。居延汉简中还有这样的材料：
守大司农光禄大夫臣调昧死言守受簿丞庆前以请诏使护军屯食守部丞武＝
以东至西河郡十一农都尉官二调物钱谷漕转＝为民困乏愿调有余给不＝（214.33A）
以东河以西十一郡物资援运灾区，调有余给不足，也利用了北边道的运输能力。
北边道运输活动的频繁，促使私营运输业得到发展。河西汉简中僦即雇佣私车运输这种生产关系有关的材料凡二十见。当时有专营运输业为生的民户曰僦人（简文或称就人），雇主则称赀家（简文或称訾家），政府开支有专项运输费用称僦钱、僦值（简文称就钱、就直），这一经济形式的出现，正是以北边道的畅通为基本条件的。
由于北边地区经济的进步，又由于与塞外游牧贸易的发展，当地商业繁盛一时，北边道又成为全国交通网中繁忙的商路。居延汉简中可见有关贾车的记载：
日食时贾车出
日东中时□过（甲附14B）
《后汉书·乌桓传》载，东汉顺帝阳嘉四年冬，乌桓侵扰云中，一次即遮截道上商贾牛车千余两。《水经注·河水三》：
昔汉桓帝十三年，西幸榆中，东行代地，洛阳大贾，赍金货随帝后行，夜迷失道，往投津长，曰：子封送之。渡河，贾人卒死，津长埋之。其子寻求父丧，发冢举尸，资费一无所损，其子悉以金与之，津长不受。事闻于帝，曰：君子也。即名其津为君子济。济在云中城西南二百余里。
这一生动的故事，也是可以说明北边道经济作用的实例。这条道路上的商业利益甚至吸引了远在洛阳的大贾。至于河西四郡长城道路与通向西域丝绸商路的关系，则更是不言自明的。
四、北边道的形制与特点
北边道的主体部分与长城并行，其干线应是连接北边各郡郡治和主要县治的大道，如《史记·绛侯周勃世家》：所将卒当驰道为多中所谓的驰道。兵员及大规模军用物资的转运以及商队所行，应该多经由这样的道路。然而作为主要用于军事防御的设施，北边道又有其特殊的与其他交通道路系统不同的结构需要说明。由于古代道路的遗迹比较难于探寻，只能从以下几个方面了解其大略。
城上道路。我国古城墙往往兼作战时通过兵员和车马的道路。在军情紧急时，城上道路和里中街巷同时戒严。长城在有条件的地段必然也以城上道路用于守卒调集运动。通过秦汉长城遗迹的考察，确实可以看到保持这一特点的现象。河北省围场县秦长城遗迹北线东段经二千年风雨剥蚀之后的墙址顶部宽度仍达3－3.5米、3－5.5米不等，可以想见当时必然更宽。北线中段墙宽均在10米左右，根据秦汉城址城墙倾斜度一般为11度至12度的调查资料和《九章算术·商功》中提供的数据，可知当时墙基宽10米，则一般顶宽5米左右。这段长达八、九十公里的长城遗迹至今仍称御路，当地地名又有御路梁、道坝子等，反映出长城兼作道路的情形，宁夏固原地区的战国秦汉长城都是黄土夯筑，夯层坚硬，至今草木难生，其中有的地段现在仍作为道路使用。汉代曾在长城沿线增修复线，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史记·匈奴列传》所载汉武帝太初五年修筑的外城，即世称光禄城或光禄塞者，现在的遗迹，地上仅存宽约4－5米的隆起黑土带。但也有人认为，武帝外城不是长城外的又一道长城，而是一条行军道路。长城遗迹容易与古道路混淆，大致也可说明当时城上道路的使用。内蒙古包头北部阴山以外的秦汉长城遗迹，至今仍被往来于大漠南北的人们作为道路来使用，现代公路的许多
地段有些就在长城遗迹上、这主是由于墙基坚实的夯土可进接用作道路，秦汉时人在周围遍布流沙、草甸不利于交通的条件下，也会利用城上道路通行。
类似于环涂的傍城道路。《墨子·备水》说到城防设施包括城内堑外的所谓周道。《周礼·考工记》有所谓环涂。郑玄注：环涂谓之环城之涂。曲阜鲁城城垣内外侧均发现路土遗迹，基本上沿城垣环行，发掘者以为或许即文献所谓环涂。长城防线也应有循城垣的道路相通，在城上道路条件不良时尤其如此。宁夏境内长城有的地段墙基宽度公4－5米，顶部宽度自然有限，至少是难以通行车辆的，有的地段甚至只用堑壕和木栅防御。在这种情况下，更需要傍城道路联系交通。秦汉长城许多地段发现城内傍城而行的大道。东汉初，班彪曾由长安西北行至安定，其《北征赋》记述：越安定以容与兮，遂长城之漫漫。剧蒙公之疲民兮，为强秦乎筑怨。史念海考察了这一段长城及古道路的遗迹说：班彪在途中，过了彭阳县后，就循着长城西行。彭阳县故城在今甘肃镇原县东南茹河北岸的井陈家村。茹河河谷为当时的大路。所说的长城正在茹河北岸。在谈到甘肃环县、华池两县和陕西定边、吴旗两县交界处的秦长城遗迹时还指出：这里是马连河支流元城川与洛河支流二道川、三道川的分水岭，这段长城就筑在分水岭上。这条分水岭本是子午岭的一段，所以后来秦始皇所修的直道在这里就是傍着长城而行。虽然关于直道的走向尚有争议，但当地确实存在傍着长城而行的道路却是无疑的。《水经注·河水三》说：芒于水西南径白道南谷口，有长城在右，侧带长城，背山面泽，谓之白道。白道侧带长城，也体现大道紧傍长城而行的形势。出塞道路。《史记·匈奴列传》：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入盗于汉边，不可胜数。当路塞，《索隐》：苏林云：“直当道之塞。”应当就是扼守北向草原大漠交通道路的城塞，长城防线守卫的要点，也是北边道与塞外交通联系的交点。从已经勘察的几处遗址看，这样的当路塞往往利用险要的地形，构筑有较密集的军事建筑群。匈奴侵扰，大都由此入边，汉军远征塞外，也多由此出发。
交通内地的道路。《汉书·武帝纪》：汉武帝元光五年夏，发卒万人治雁门阻险。颜师古注；所以为固，用止匈奴之寇。刘＝曰：予谓治阻险者，通道令平易，以便伐匈奴耳。张维华认为：师古与刘＝之说俱可从。武帝之初，汉仍以雁门东西之地为内边，缮而治之，亦可以巩固边防。然武帝欲用兵匈奴，雁门为必通之路，修治之使令平易，亦属当然之事，往往称缮治、修缮，又治雁门阻险句前云：夏，发巴蜀，治南夷道。大约对此文的解说还应以刘＝为是，即治平阻险以畅通北边与内地的联系。联系北边道与内地交通的最著名的大道是秦始皇直道。直道由咸阳北行一千八百里至边防重镇九原。秦代经营的交通大道多为对战国原有道路进行修整沟通，唯此直道是在秦统一后规划施工的高质量的南北大通道。现在可见的直道遗迹，往往宽达数十米，与内地如关中地区驰道的规格相同。由直道向东，至少还有三条大道起到联系北边道的作用，即太原雁门道、邯郸广阳道，以及沿黄海渤海海岸北上至于辽西、辽东的并海道。联通北边道，使之归入全国交通系统之中的另一条重要道路即秦时的陇西北地道，使北边道西段直通关中。秦始皇统一后第一次出巡即经行此道。汉武帝元狩二年，匈奴浑邪王归汉，汉发车二、三万辆经这条大道出迎。1972－－1976年居延发掘的新收获中包括记有长安至河西驿置里程的汉简，上列京兆、右扶风、北地、安定、武威、张掖郡二十个地名和相距里程。居延汉简中多见文书传递规定行程速度的简文，有中程、留迟不中程的文字。《汉书·赵充国传》记载，赵充国在羌中与长安文书往来仅需七日。北边道与内地的联系或更为重要，军情上报与军令下达至少应有同样的效率。
北边外通的微循环系统。大量移民定居北边后，新经济区的开发以及军队屯田的开展，使得北边交通道路的结构发生一定变化。以原来荒原上孤直的军用道路为主干，又积成密集的交通道路网，其中尤以农田道路的建设引人注目。秦汉政府历来重视农田道路的建设。商鞅变法时，就为田开阡陌之举，开阡陌有通过田间道路的重新规划以改革旧田制的意义。从云梦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中的有关条文，可知田间阡陌的确定，受到法律的保护。随着北边经济的开发，在中央政府的干预和组织下，也以内地阡陌制度为模式形成了广布于农耕区的交通网，成为北部边疆地区经济肌体中的微循环系统。汉文帝时，晃错进行北方边郡的建设规划，曾强调营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使农耕区道路的发展保证了农产品的运输。甘肃武威汉墓曾出土运载粮食的车辆模型，武威磨咀子汉墓出土的牛车中残留粮食遗迹。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中农耕图的上方，有一列圆形粮囤，是储存粮食的囤仓，下面有一列运粮食的牛车，在庄园图中画了一个车棚，里面放着几辆空车。在北边道东段所在地区，通过考古发掘，还可直接看到秦汉农耕区道路的实际遗存。辽阳三道壕西汉村落遗址中农民居住地点北面发现铺石大路，路面上有明显的两排并列的车辙，可以想象当时大车往来各走一辙，畅行无阻的情况。由发达的农耕区道路所体现的北边交通运输的普遍进步，保证了秦汉帝国发展北边经济，加强长城防务，逐匈奴，内省转输戍漕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
秦汉北边交通道路是随着长城防御系统的建立和健全而发展起来的，因而其通行状况又与长城的作用有直接联系。东汉以来，出现北方游牧族以入侵和内附等形式南下的趋势。中央政府也曾组织北边居民向东向南迁徙。随着人口迁徙方向的变化和长城防卫作用的减弱以及北边地区农业经济的衰落，北边道有的地段通行状况逐渐恶化。据史籍记载，旧北平郡治在平冈，道出卢龙，达于柳城，自建武以来，陷坏断绝，垂二百载。到汉献帝建安年间，曹操东征乌桓时，仅仅只有微径可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