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朝短命之原因

在中国历史上，秦王朝给后人印象最深的是两点，一是统治的残暴，二是国祚的短命。所以历来史家都将这二者看作因果关系，即将短命的原因归之于统治者的残暴。早在汉代初年，刘邦就曾命陆贾探究“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天下何。”汉初的文人大都思考这一问题，而结论均不外将秦之灭亡归于统治的残暴。汉初施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之政策，也主要基于此种考虑。时至20世纪的今天，历史学家写这一段历史，同样是出于此种思考。……

但是，如果我们再予追问，为何秦代的统治者会格外的残暴？……我认为，问题的深处在思想文化领域。确切说，秦始皇虽然为巩固自己的统治作过种种努力，但却欠于思想上的深思熟虑；也可以说，秦之短命，就在于维护大一统王朝政治的理论形态尚不成熟，统治者只会采取高压政策，而没有想到如何借助思想的力量以维持统治。

秦国靠法家而兴盛，统一六国之后，秦始皇不改传统，仍旧奉法家思想为治国的不二法门。他推行郡县制反对封建制，焚书坑儒都是基于这一考虑。在他看来，法家是强国之道，也是治国之道，只有严刑酷罚，国家才能安宁，而儒家等学说都是无用之学，而且有妨于他的集权统治。可在大一统的政治形势中，情况则恰恰相反。有利于维护集权统治的不是法家，而是儒家。法家只能使臣民畏惧，而儒家则可以使臣民发自内心的忠诚；法家只能使社会保持短时间的稳定，却无法使之长治久安，而儒家学说本身就是一套关于社会稳定之学说，它可以使社会各阶层心悦诚服地居于各自的位置上，同时又不失进取之精神。而且这进取精神又可归结为一点，即忠君；更为重要的是，儒家的德治思想和圣贤人格，既是对臣民灵魂的塑造，也是对君主观念的制约，即要求统治者效法古之圣贤，以民为本，以德为政，而法家则没有这样的思想。而且法家十分重视君主的势和术，认为国家的治理无他，不外乎主宰臣民的生杀大权。法家主张以法治国，但却把君主置于法律之外和法律之上。……正由于秦始皇崇尚法家，视儒学为异端，所以才会成为暴君，成为千古罪人。一方面，他专任刑罚，专任狱吏，对臣下严厉“督责”……另一方面。秦始皇重法而抑儒，直接导致整个社会价值领域处于真空状态，而这在秦始皇本人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其负面意义亦最为明显。一个君王，位至人极，富有天下，其对精神食粮的需求，比起臣民们来更为迫切。……在中国，那时候尚无宗教可言，充当宗教职能的是儒学。儒学以民为本，以德为宗，以圣贤人格为价值目标。君主如有作为者，完全可以从儒学里找到心性的归附，找到价值的动源。他可以把价值重心放在民本主义上面，可以把自己的江山社稷同百姓的忧乐联在一起，可以注重于身后的毁誉。而这一切都有助于他的安身立命。而秦始皇重法抑儒（这一切都不到或者说关心的侧重不一样。）

（注：虽然秦朝的暴政是其灭亡的主要原因，但从“秦朝的暴政为什么比其他朝代都强烈”这一点上考虑，前人论述得确实不多。在教学中，也可以向学生提出这个问题，不要求得出结论，但应培养他们的探究精神，创新意识。在此特把启良先生这段话引出来 ，希望能给各位同仁在教学思路上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