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成长与社会公德的困境
如果我们想要一个孩子真正地热爱父母，我们必须帮助他成长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成人；否则他无法真正排除心中对父母的怀疑和拒绝，还可能臣服于权力和金钱，成为真正的“逆子”。
如果我们希望青少年真正热爱自己的民族和国家，我们必须让他们有能力认识和反省自己的文化；否则他们无法克服偏激的民族主义情绪，或者反之进入虚无主义状态。
如果我们希望中国走向世界，我们必须让青少年学会保持自己理性的文化身份，并带着他们进入其他文化的社会生活，在相互的了解和尊重过程中，认识国际社会规则的存在和必然。
从儿童本性到有成人道德，是几乎每个青少年必须经历的人生发展历程。在这个历程中，我们首先要感受家庭生活的温暖，学会接受父母和亲人们对自己特殊的关爱；然后是学会适应学校和社会生活，并进而学会热爱自己的民族和国家；最后是主动关心重大国际问题，并且对全人类都有一种博爱情怀。
最近，南方的一些小学为促进学生的道德品质培养，举办了“爱妈妈，做好孩子”的活动，同时某县在加强党组建设的活动中，也提出“不是孝子，不可以入党”的审查标准。热爱父母、敬重师长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这种美德不仅是一种个人修养，而且是一种社会理性和公共道德。当年孔子曾对他的学生说：参政不一定要为政。尚书云：孝，就是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把这种风气影响到政治上去，就是参政了。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个人伦理仿佛是能自然地过渡到公共伦理的。儿童对父母的本能依赖关系，也是我们青少年社会化教育的自然基础。
法国哲学家柏格森曾说：“我们也许倾向于认为，公民道德的培养可以从家庭中获得，同样，通过热爱我们的国家，我们学会了爱人类。我们的同情心可以在不被中断的进化过程中不断扩展，并且在保持同一的情况下不断拓展，直至包容了全人类。然而，这是一个先验的推理。”事实上，我们会自发地和直接地去爱我们的父母和同胞，但对其他人的爱、对人类的爱，则是间接的和后天获得的。我们能直接获得前者，而对于后者则必须经过迂回的道路才能达到。
首先，在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中，社会的规则往往更为内在地支持着父母对儿女的关爱方式。一个中国孩子如果在学校里当着其他同学的面指摘了老师，那么他的父母会以一个“过来人”的经验，想到自己的孩子是目无尊长，是误解了“吾更爱真理”的恰当用法。由于家长们事先知道一个人的成长是不断放弃个性和幻想、认同社会权威和法则的过程，知道一个行为与一般规范背离的人会有怎样悲剧性的命运，所以多数父母会觉得必须无情地干涉孩子的“无理”，让孩子为“正常成长”付出代价。正如鲁迅所说：“他们以为父对于子，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若是老子说话，当然无所不可，儿子有话，却在未说之前早已错了。”当然也会有一些父母改以现代的、民主的姿态，平等地与儿女交谈，以商量的口气解释问题的两难、对比代价的大小，但目的乃是让子女更好地就范。其次，学校也是社会既定规范和合法化系统的一环，教师的位置不仅体现知识的力量，更展现社会“看人、选人、用人”规则的具体存在和权威地位。教师希望家长配合，家长希望教师严管。这种学校和家庭之间自愿的契合关系，使得孩子们感到自己二十四小时地受到关爱和劝说、监视和阻止、安慰和胁迫。还有，孩子们在放松时可以接触的大众媒体，也在剩余的时间里，以“社会”的名义对儿童进行各种精神鼓励和物质刺激，希望他们尽快成为合格的社会规则的“接班人”。
美国文化学者露丝·本尼迪克认为：社会在文化整合中的重大作用，是通过权威的评价使个体行为趋于同化，每个儿童在这种同化和整合过程中，表现为不同的与社会既定规则的关系：他们有的天生就适应，有的虽不适应却努力适应，有的则天生对立等等。社会的评价和规则就像是导游为你指引的一条现成的路，你应该沿着它的方向前行，你当然还可以自己从荒原中直接朝前走，但你很可能会花费更大的精力和时间。从社会价值看，每个社会都有自己强调的美德，但没有一个社会秩序能够将其美德从其不足中分离出来。所以，社会价值观对每个青少年的引导，都既是“援助之手”、也是“强制之肘”。
问题是，当孩子们不同程度地遭受了成长经历中的深创巨痛之后，他们或许会反过来同情或理解父母的苦心和无奈，但对悠久文化附加给父母的功能性符号特征却更加反感。因为，父母的尊严与社会规则的尊严并不总是一体的。成人的世界既支配社会规则，也被这些规则支配。所以，青少年在从自然本能到有成人道德的成长历程中，逐渐从对父母的不得违逆，到对父母地位的洞悉领悟，最终很可能发现自己的父母作为血缘亲联是反不了的；而他们作为社会规则的一部分，则也不过是永远不能长大的孩子。所以说，孩子对父母的爱和孝顺，会在他们社会化的进程中巩固和深化；但热爱家庭和孝顺长辈的个人品德，不会自然地过渡成“亲社会”的公共理性和成人道德。
另一方面，我们都同时隶属于三个社会群体家庭、民族和人类。这之间的差别是，家庭与民族关系更密切，家庭与社会在原初时期是未分化的，现在也还保持着特别紧密的联系。由于稳定的社会是家庭幸福的必要保障。因而，我们会较快地学会“爱国如爱家”，会乐意“爱吾老，及其人之老”。在健康的社会环境中，我们情感的进步与拓展是可能与我们所热爱的群体规模的扩大同步的。但是，我们生活的具体社会与人类全体的国际社会是大不相同的。这种不同并不是程度的不同，而是种类的差异。文化传统可以把我们训练成对自己的文明主导特质有判断能力的人，我们会对自己的文化有必然的偏爱，同时也可能因此被引向极端。我们无法仅仅通过信息的广泛交流和情感共鸣领域的不断扩大，就直接地从爱祖国进化到爱人类的高尚情感。生存和群居的本能帮助我们意识到，社会的凝聚力只是源于一个群体保护自己反对其他群体的必然性，并且大多数人都更爱自己的同胞而担心其他民族的威胁。于是我们还要思考中国人最为提倡的亲情，如何可能升华为国际主义的博爱之情？
柏格森认为，通过理性，通过每一个人分享理性，哲学家才让我们看到了人类，看到人类的至上尊严和所有人都应该得到的要求尊重的权利。如果他的想法对我们有启发，那么他说的这种理性并不仅仅是社会理性，而且是更完美的道德理念。这不是一种纯粹而又简单的“爱父母”的道德，它散布在复杂的规则和普遍性的探求之中。这不是一种具有压力和驱动力的自然义务，而是一种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的道德境界。如果我们想要一个孩子真正地热爱父母，我们必须帮助他成长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成人；否则他无法真正排除心中对父母的怀疑和拒绝，还可能臣服于权力和金钱成为真正的逆子。如果我们希望他真正热爱自己的民族和国家，我们必须让他有能力认识和反省自己的文化；否则他无法克服偏激的民族主义情绪，或者反之进入虚无主义状态。如果我们希望中国走向世界，我们必须让青少年学会保持自己理性的文化身份，并带着它进入其他文化的社会生活，在相互的了解和尊重过程中，认识国际社会规则的存在和必然。
但是目前我们的青少年还不能这么做。
首先，他们缺乏自由的时间。马克思认为：“整个人类的发展，就其超出对人的自然存在直接需要的发展来说，无非是对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并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把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作为必要的基础。”只有在自由的时间里，人才可能有积极的存在和创造性的发展。但是，目前中国青少年的自由时间因为课业繁重而过于稀缺，青少年寻找快乐的本性在漫长的必要的学习时间里被现实原则严密封锁。于是在他们有限的剩余学习时间里，高度压缩聚集的孩童本性就不顾一切地寻隙逸出，冲向快乐原则。他们的自由时间之所以差不多都投向了大众媒体制造的娱乐天地，是因为他们失衡的内心能很快地在意象世界的造梦机制、理想图解和安慰语气中得到释除。
其次，他们没有足够的阅读。与我们平常以为的外国学生学习负担轻、放学早和教学十分自由等印象相反，其实双方的课业都不见得“轻松”。只不过中国学生从早到晚学规定课本多，做习题多外国学生阅读多，尤其是课外自由阅读多。美国和加拿大的中学生都差不多下午三点放学，但学校规定每人每月需读40本课外书，每本在300页以上。他们必须选择最欣赏的书写简洁的读书笔记，写出自己对这本书意思的归纳和理解。这一方面训练了他们的阅读速度和简捷提炼某一事件大意或重点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培养了他们广泛的生活阅历和细化了他们的感情世界。
再次，他们也就不能有足够的理性启蒙。独立地探讨人生和分析问题，是一个孩子不断与成人世界分享“理性”的机会。经常的交流和对话，是让一个孩子发现差别、反省自我的途径。但我们的孩子们正在忙于学习各种各样的实用知识。这些知识帮助他们了解客观事物之间的关系，为的是让他们能更好地适应自然和社会环境。这些知识里也包括许多道德和理想的教育，但还主要是通过教师的阐述和以“规定动作”方式进行的检验。我们一轮又一轮的“辩论赛”，不过是一些表演赛，参加的学生以“抽签”的方式，选择了并不代表自己思考结果的观点。在一段目的性过于明确的论据准备之后，他们与同样被动的另一群青少年，对一些不伤社会脾胃的社会问题进行“辩论技巧赛”。这种过程不是求“智”，而是求“胜”。最后，依靠许多“通过”了的考试和叠加起来的各科知识，参照所看过的种种“辩论赛”、“主持人赛”、“数理化金杯赛”，他们正以为做一个“成功的人”很难，而做一个“有公德的成人”则比较容易。
儿童的成长总是必须依靠他人。所以，他们的爱恋生活也总是会指向他人，他们的精神生活会自然地越来越受亲缘关系和社会规则的渗透和影响。儿童的这种自然本性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不仅使一些人成了“问题少年”，另一些人变为“成功人士”和“合格的接班人”，而且使许多人逐渐成了“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因为，他们只是以儿童的模仿态度生活，追逐一轮轮的时尚和潮流，从不进行个性的思考和自我的反省；他们总是依赖社会不断给予的精神和价值导向，仅仅借助媒体的眼睛了解世界的进程，然后把一切的得失和责任都归功或归罪于社会。由此可见，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青少年大都仍会热爱家庭、孝顺父母，但他们不一定因此而亲社会，自觉自愿地遵守社会规则，并尽可能广泛地关爱他人。因为，他们还没有认真思考过：履行社会义务，意味着抵制自我；博爱人类，则意味着超越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