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乡村与城市的边缘

在我的少年时代， 我的理想之一就是今后不再当农民而要当城里人。

我父亲常常对我说:“你要想住上高楼、吃白米饭、穿皮鞋、坐汽车， 就不能在农村与泥巴打交道。”

倘若我的父亲没有感触过山外的生活，我的人生将会被设计成这个模样: 读书识字并学会算账——回家跟着外公学木匠——找一个身体结实的姑娘定亲——生孩子并与计划生育工作者较量——以一成不变的观点抚养下一代。这就是我一生的固有曲线。我的妹妹、我的儿时的伙伴们就是被这个曲线约束的。

在大学一年级时，我受鲁迅的《故乡》和费孝通的《乡村经济》的影响，回过头去审视我的故乡。从那时候起，我心目中的故乡就不再仅仅是它的山与水、草与木，它的面貌更是由它的风俗、观念、经济生活、村民们的人生曲线所构成的了。我第一次写了一篇社会调查报告:《白村农民》。我的故乡本来叫白岩脚， 但从那篇文章写成之后，我就一直叫它白村了。也许，我这一生不会去全面地正视我的父母亲，但我将无数次地去思考我的故乡。因为，关注这个村庄山民的生存与发展需要这种思考，关注其他社区中人们的生存与发展，仍然需要我做这种比较思考。

我在想，那种旧式的人生曲线会不会变得更加扭曲？我这一生能为这种人生曲线向美的方面变化做些什么？

儿时的我没有留下照片，只留下了一些不完整的记忆。在记忆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幼儿班的活动。全村的娃娃都在同一个幼儿班，由一个姑娘带着。她带我们学习“颗粒归公”的精神，带我们去为生产队拾麦穗，带我们去养猪场里参观……她有一种力量使得我深深地热爱劳动，热爱公家的东西。

白村的附近有一个古老的集市石庙， 和石庙最近的高一级的集市是古镇蒲家。从石庙到蒲家之间的那条山路是读书人、生意人、流浪艺人、官吏们走出白村的必经之路。

1989年8月，我跟着父亲， 背着行李踏上了这条神秘的路去蒲家中学读高二。由于下雨，我们走了两天才到了学校。自那以后，山民就知道这条山路上又有人走了，又有人在这条路上演绎读书人的故事。是这条路使我看见了大山的断截面外那壮观的景致，是这条路使我永远牵系着大山深处那与世隔绝的古老村庄，是这条路使我积聚了小小年纪就敢于一个人在偌大山谷中苦苦穿行的志气，是这条山路使我从两边的巨石与小溪、寂静与古朴之中获得了纯朴的气质。

我曾在这条山路上饿得发昏，到路边的田地里找东西充饥。我的父亲在给我送米的时候，在这条路上晕倒过，是路边的村民救了他。

人的一生，一旦走过了这样的路，就会从这条路中取得生命的力量。这段山路，为我开辟了人生之路。

1991年夏天，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寄出的一张录取通知书送到了白村。这份通知书宣布了这样一个事实:山里娃可以通过读书这条路走出农村变成一个城市居民。白村的村主任很快就来和我父亲谈，他说，娃的户口要迁到上海去了，在白村分得的田地和山林都将退还给村里。当然要等我大学毕业之后才退。

直到这时，我才发现自己作为一个山里娃子与政府的关系是那样简单: 政府是山民们的合法主管，我来到这个世间，它就分给我一份田地和山林，若我是守法的，它就允许我利用这份田地谋求生活，而我呢，要从自己的收入中交出一份给它，这就是税收。村主任的话相当于说:我将在经济、行政关系上与白村脱离， 到上海去重建我与政府的关系。我想，这种关系的结束与重建，就是我在社会组织中的流动吧。华师大寄来的通知书使我的这种流动得以实现。这一变化，使我和我儿时的伙伴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差距。从此往后，我们的语言、饮食、居处、观念，还包括皮肤的健康程度都有了很大不同。

回头看一看我儿时的伙伴，他们仍然在白村的田地里劳动。五六年过去了，那份田地和山林所给予他们的东西并不比以前给予的东西多。仔细想一想，我才发现儿时的伙伴们在社会总产值中所提供的东西的份额越来越小了。我走出白村的意义，实质上就在于我取得一个机会:使自己的劳动产品逐年增加。 虽然我想了这么多，分析了这么多，可我的那些伙伴们并不会想这些的，他们所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件:耕作那些田地，以此取食，以此取衣。

走出白村之后，我反复思考着一个问题:我的走，到底能给白村带来什么？ 难道仅仅是向村委会退回一份田地？

我还记得走之前的那个夏天，我天天和父亲顶着烈日开垦荒地。真的，当农民并不可耻，但是，我们应做一个什么样的农民呢？后来我便自然地关注起了山里乡亲们的生活，我在大学里组建了乡土建设学社，后来我还倡议创办了全国第一家民工学校，开展了从法律、观念、生活、工作等方面的民工教育活动。

人走出了白村，心却留了下来，这些成长的经历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如果你把个人和大众联系在一起，那么你就是整体的一部分，就会有无穷的力量源。如果否定这个平平常常的道理，个人就会陷入到狭窄的生活当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