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墓及祖茔
出夏县西关，沿着县城往水头镇的柏油公路迤逦而西，经过大禹早期所都的安邑——禹王城，登上蜿蜒横亘的峨嵋岭（又称鸣条冈），便会看到在路西不远处的园林之中，耸立着一所高大的碑楼和一处红墙匝绕的古建筑群，这就是一代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的墓地及他的祖茔。
司马光（公元1019－－1086年），字君实，为北宋时陕州夏县（即今夏县）涑水乡人，世称“涑
司马光逝世后，京师百姓莫不恸哭伤悼，高太后了念他生前为政刚直、为国竭诚，带着当时还年幼的宋哲宗赵煦亲奔其丧，追赠司马光为“温国公”，谥号“文正”。并命翰林学士苏轼为其撰写墓表，哲宗皇帝亲书了“忠清粹德之碑”六字篆额。同时，委派钦差大臣作督工，发陕、解、蒲、华四州之士卒，征附近各地之巧匠名工，穿土凿石，历时两月，用工两万，为司马光营建了这座墓地。元祐元年（公元1090年）五月，也就是司马光逝世同年五月，始将灵柩从京师运回，安葬于此。
司马光墓地及祖墓，分为陵园、祠茔和余庆禅院三部分。平方旷达，规模宏敞，占地面积近
走近茔地，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耸峙在大门外东南百步之遥的碑楼，楼内藏有巨碑一通，这就是当年宋哲宗亲书篆额，翰林大学士苏轼挥毫撰文的“忠清粹德之碑。”全碑正文计2266字，记述了司马光的一生功绩和为人，以及他的家世。不知是为表彰司马光的大节元勋，还是昭示皇帝的尊严龙威，这通碑的形制虽属一般，但其螭首之大（高1．
不过，这碑并非宋时的原物，而是明嘉靖间御史朱实昌所制的。据史籍记载，北宋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高太后早已去世，宋哲宗赵煦亲政，章惇、蔡汴等人再度上台。对于元祐老臣，他们肆意罢免或降职。这时，御史大夫，周秩也首先发难司马光，弹劾他“诬谤先帝，尽废其法，当以罪及”。章惇一伙也乘机而起，对司马光先行大肆攻击，奏请哲宗发冢、破棺、暴尸，以泄宿愤。赵煦觉得掘人之墓并非“盛德之事”，所以也没有予以采纳。不过，宋哲宗虽没有让章惇一伙做出破棺暴尸的恶作剧，却下令追回对司马光的赠谥，毁掉“忠清粹德之碑”。当时，碑身被打为四断，碑文也用铁锤敲毁，而后挖坑掩埋。因为碑额是天子御篆，章惇等人才手下留了“情”。当然，徽宗即位后也曾一度为司马光恢复名誉，追封为太子太保。但不久蔡京执了政，又把司马光、文彦博、苏轼等120多人定为“元祐奸党”，赵佶还亲书“党人碑”，立于京城端礼门。后又增至309人，由蔡京书写名姓，颁至全国，刻石示儆。时至钦宗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即司马光死后40年，才又得以平反昭雪。但司马光的神道碑自从被毁之后一直示能重见天日。直到金皇统八年（公元1148年），夏县县令王庭直拜谒司马光墓地时，发现在碑座龟趺之侧有一株树长势奇特，便好奇地命人去挖，不料竟发现了当年被打的断碑。由于当时财力所限，寻找巨石也不容易，只好在司马光族人的帮助下，将残碑磨制为相等大小，依照寻访到的原碑拓片文字，予以缩小摹刻，镶嵌于由僧人园珍捐资修建的碑堂，称之为“杏花碑”。而现在碑楼内所立的巨碑，是明代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御史朱实昌巡盐河东，瞻仰温公墓时，看到哲宗御篆碑额和碑座龟跌后，特选巨石，依照宋碑规制而复制的。
进入新修的陵园大门，迎面矗立的是温公祠堂。祠殿面宽为五间，里面原祀有温公四代塑像，可惜土改时均被拆毁。殿前为碑亭，那四块著名的“杏花碑”就完好地保存在这里。每当游人行人至碑前，目睹碑上那俊逸有力之手笔，思想起它那饱受磨难之经历，总不免喜怜交集，深情地抚摸良久，不忍离去。
祠堂南侧，便是司马光墓及祖茔。其间绿树成荫。阡陌交错。茔地上除司马光墓外，还葬有他的父亲司马池及其兄司马旦等人。古冢岌岌，石刻遍布，一派肃穆古相气氛。高大庄重的翁仲分立于陵墓之前，石羊石虎雄卧于神道两侧。虽历经九百余年的风风雨雨，犹不失北宋雕刻艺术的雄浑风貌。墓地上还保存有宋碑四通，明碑两通。其中有王安石为司马光伯叔父司马沂书撰的墓表，文辞流畅，笔力工键，是研究北宋历史、书法及雕刻艺术难得的实物珍品。这些重要的文物，能够在章惇、蔡京等人的先后摧毁，以及金人南下、司马光子孙随着宋室南渡而致无人整修和保护，濒临破败不堪的情况下，还多少能保留下来，也实在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祠堂之东为余庆禅院，是北宋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敕建的香火寺。现在牒石仍完好地屹立在寺后。寺内有大殿五间，内供金妆大佛三尊，高达
司马光一生克勤克俭，勤奋务实，虽然他在王安石变法中与其政见不和，引起世人纷说，但他为后世留下的《资治通鉴》这部规模宏大，史料翔实的历史巨著，及他本人在我国只学领域建立的丰功伟绩，令人敬佩，有口皆碑，谁也不敢轻易去非议。这，或许就是他的声名历久不衰，数百年来人们一直拜谒、纪念他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