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决议案
（1 9 4 9 年9 月2 7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
全体一致通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决议（草案）”的说明
1 9 8 2 年1 2 月3 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主席团第二次会议通过）
1 9 4 9 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决定，在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这个国歌反映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传统，体现了居安思危的思想，激励了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多年来已深入人心。1
9 7 8 年本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改定国歌歌词，各方面一直有不同意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许多代表、宪法修改委员会许多委员和各界人士都建议恢复国歌原词。因此，大会主席团建议这次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撤销本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关于国歌的决定。请大会予以审议。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决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决议
（1 9 8 2 年1 2 月4 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决定恢复《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撤销本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 9 7 8 年3 月5 日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决定。
同歌《义勇军进行曲》的诞生
国歌，是代表一个国家的歌曲，由政府制定或采用，通常在隆重集会、国际交往仪式等场合演奏和歌唱。
我们伟大祖国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创作于1 9
3 5 年，由田汉作词，聂耳谱曲。《义勇军进行曲》是作者当时为电影《风云儿女》创作的主题歌。
《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是怎样诞生的呢？这得从当时的社会背景说起。
那是1 9 3 5 年，中国大地上乌云翻滚。在四年以前的1
9 3 1 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一举侵占了我国的东北三省。接着，日军又于1 9 3 3 年侵占了我热河省，并大举进攻长城的冷口、古北口、喜峰口，侵略者的铁蹄踏上了我国华北土地，为大规模侵略中国铺平了道路。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一方面是日本侵略有的剑拔弩张，步步紧逼；另一方面是国民党反动当局屈膝妥协，步步退让。而千百万劳苦大众发出怒吼：“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田汉这时正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由于敌人的疯狂搜捕，他只好搬到上海的法租界居住。当时，音乐界有一些人，竟在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滥写靡靡之音，以什么《妹妹我爱你》、《桃花江》、《毛毛雨》一类歌曲，腐蚀人民的革命意志；有一些人专门写与现实斗争无关的所谓“艺术歌曲”来粉饰太平。虽然也有人写了一些救亡歌曲，但由于作者的思想感情没有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这些歌曲只能在小范围唱唱，无法流行。针对这种情形，田汉同志想要写一些能唤起民众，鼓舞人民革命斗志的歌曲。
恰在这时，上海电通影业公司在拍影片《风云儿女》。这是一部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电影反映国民党统治区知识分子从苦闷、彷徨中勇敢地走向抗日前线的故事。剧本着重描写了从东北流亡到上海的两个男青年的遭遇。一个男青年投身抗日斗争，英勇牺牲了；
一个男青年虽一度沉沦，但在穷苦女朋友的帮助以及男友牺牲精神的激励下，终于幡然猛醒，走上抗战前线。
这部影片的故事梗概原是田汉所写，他并按照电影情节的设计，为影片主人公、诗人辛白华创作的长诗《万里长城》，拟写了最后一节诗稿，即“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后来它被作为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词，即《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
由于田汉那时正面临白色恐怖的一次新的迫害，处境十分危险。歌词是在仓促中写在一张香烟盒的锡箔衬纸上的。田汉在写出电影故事梗概和歌词之后不久，就被反动政府逮捕，投入监狱。
《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田汉，就是这样在敌人的刀丛中，以满腔的激情写就这战斗的诗篇。曲作者聂耳的处境与田汉一样，也正面临着反动派的威胁和迫害。聂耳当时在上海另一家电影制作公司－－－华联公司搞音乐。而他已得到敌人即将逮捕他的警告。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决定要聂耳出国暂避，他本人也考虑可趁此机会到国外去学习一段时间，以求在音乐上得以深造，同时，他抓紧出国前短暂的时间，尽力多做一些工作。《义勇军进行曲》就是在这个时候作曲的。
文艺界的老前辈夏衍，当年曾和田汉、聂耳一起战斗过，是《义勇军进行曲》创作和问世经过的见证人。他回忆说，田汉被捕后，我接手他的未完之作，把这个故事改编成了电影，主题歌的作曲任务交给了年青共产党员聂耳。过去，有的报纸在介绍《义勇军进行曲》创作过程时，说夏衍曾对这首歌的歌词进行过修改。那完全是误传。夏衍证实，当时的真实情况是：田汉写主题歌的那页纸，放在故事梗概稿本的最后一页，有些字被水浸湿了，夏衍怕别人看不清楚，就在旁边重新誊写了一下。
田汉胞弟田洪曾回忆：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寇大举进攻我国，上海的党组织转入了地下。我和哥哥田汉也搬到上海法租界里。当时在华联公司搞音乐的聂耳常来我家谈论国事。有一天：哥哥冒雨从外面回来时气愤地说：“国家都快要亡了，还有人在唱靡靡之音，长此下去，人们会成为亡国奴。”然后对聂耳说：“我想了很久，我俩合作来写一首歌，用它来战胜‘桃花江是美人窝’”。聂耳高兴地说好。从此，他俩常在一起交谈，并且研究和哼唱了《国际歌》、《马赛曲》、《船夫曲》，他们认为这些歌很有气势，里面有很多值得学习的东西。
当聂耳接受为田汉写的这首歌词谱曲时，他把自己对祖国、对人民和对党的赤诚，对敌人的无比愤慨，都倾注到每个音符之中，使歌曲的基调和谐、高昂，激励人们奋发向上。全曲铿锵有力，浑然一体。前奏曲象嘹亮的进军号；首句，“起来！起来！起来！”把音调立即推向高潮；结尾的“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不仅坚定有力，而且使人有歌声并未结束，仍在耳边回荡的感觉，宛如战斗的中华儿女正在前仆后继，勇往直前。
1 9 3 5 年7 月，田汉由南京宪兵司令部出狱的那一天，正逢《风云儿女》拍成后首次放映。但令人痛惜的是，我们伟大的人民音乐家聂耳已不在人世了。这一年的7
月1 7 日，年仅二十四岁的民族歌手、优秀共产党员聂耳，在日本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殁于海涛之中，《义勇军进行曲》也就成为他的绝唱。
上海出版的《电通画报》于1 9 3 5 年5 月1 6
日首次刊出了《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谱，接着又灌制了唱片。由于电影和唱片的宣传，上海各个角落都响起了《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声。后来，伴随着“一二·九”运动的巨浪、救亡歌咏的热潮和抗日战争的硝烟，这支歌传遍了祖国的长城内外大江南北，这支歌曲调高昂激越，旋律铿锵有力，表达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强烈愤怒和反抗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勇敢、坚强、面对外敌团结一心的优良传统。这支歌是我国革命歌曲的典范。
美国朋友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反抗的歌声》，谈到他三十年代在天津，第一次听到人们演唱《义勇军进行曲》的动人场面。
大约是1 9 3 8 年5 月的一天，爱泼斯坦路过天津青年会堂体育馆时，远远就听到一阵阵粗旷昂扬的歌声，从会堂里传出来。爱泼斯坦凭着自己对中国社会和民族艺术的深刻了解，立即感到，这歌声是一种强有力的新型的中国风格的曲调。他驻足聆听，心驰神往。渐渐地，竟被歌声所吸引，信步走进了会堂。
那时，日本侵略者正在酝酿着大举侵略中国，天津的气氛十分紧张，这个城市实际上已处于日军和他们的特务控制之下。但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民，仍然在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这天，是天津青年会的秘书刘良模正在教唱《义勇军进行曲》。体育馆的大门敞开着，馆内约四百人站在那里齐声合唱。他们都是普通的老百姓－－－中学生、小职员、工人、小学生、报童，甚至还有洋车夫，他们的表情严肃认真，重复着教他们唱的歌曲的单句，然后两句连起来唱，然后是一整段。爱泼斯坦感到，歌曲的每一句都是一个口号。
这给爱泼斯坦的印象十分深刻。他在文章里说，这种类型的歌曲只要听到一次就会终生难忘。它的急促而充满胜利信心的词句，象是一位紧张得喉咙沙哑的指挥员在战斗打响之前作动员报告。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
刘良模在教唱，又好象是在呼喊。这歌词不正是中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共同呼声吗？
当时的天津，日本人已有一支四千人的军队，并且又有一支比军队人数还多的特务队伍。就在教唱歌大会发起以前，特务们就已经出现在现场了。当刘良模发现有特务混在场内时，他停顿了一下，以一种坦然的声调大声说：会堂的大门，对任何想来学我们歌曲的人是大开着的。假如有人不是为了唱歌，那他一定另有打算－－－可能是来捣乱的，现在，我要大家看看自己周围的人，是不是在唱？他盯住两个日本人看了一小会儿，然后挺直身躯，又开始教唱。
几分钟之后，在激越、高昂的歌唱声中，四百人愤怒的目光都集中在那两个日本特务身上－－－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前进！前进！进！”
在燃烧着怒火的目光威逼下，那两个日本特务的脸变成了猪肝色，嘴皮动了动，嗫嚅着，踉踉跄跄逃出了大门。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几十年来，以它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革命英雄主义的品格和中华民族万众一心共同前进的深刻思想，教育着全国各族人民。
可是，不仅如此。《义勇军进行曲》还以它高昂激越的曲调、鼓舞人心的歌词，飞越国界，传遍全球，激励着许多国家的革命者团结战斗，为争取自身的解放而斗争。
1 9 3 7 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芦沟桥事变后，海外华侨怀着对祖国无比的爱、对侵略者刻骨的仇恨，高歌《义勇军进行曲》，在侨居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1 9 4 0 年以后，世界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见到这支歌，非常喜爱，开始热情演唱，还专门录制了唱片。随着罗伯逊雄壮高吭的歌声，《义勇军进行曲》象插上了翅膀，在全世界传播。
1 9 4 2 年，日本侵略军的魔爪伸向南洋群岛，于是，《义勇军进行曲》又响遍了南洋的椰林、橡胶园。
1 9 4 4 年，马来西亚的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在零兰莪州的一个根据地，有一支由华侨和其他各民族青年组成的抗日队伍。他们把《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中的“中华民族”改为“马来亚民族”，作为抗日游击队队歌传唱。同时，还把歌词翻译成马来文、印地文。各族人民的抗日队伍，用自己民族的语言，在密林深处的营地上、在打击侵略者的征途中，一直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胜利前进。一次，在日本侵略军疯狂围剿抗日队伍时，有一位名叫阿乜的马来亚抗日战士不幸受伤被捕。在刑场上，他大义凛然，面对敌人的枪口，用马来语高唱《义勇军进行曲》，视死如归。
凡有《国际歌》歌声的地方，就有无产阶级在战斗；同样，凡有《义勇军进行曲》歌声的地方，就有被压迫民族在战斗。全国侨联副主席庄明理在一次谈话中说：“《义勇军进行曲》，不仅中国人会唱，外国朋友也会唱。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在东南亚，马来人、印度人和我们一起唱着‘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示威游行，开展斗争。”有位美国朋友曾写信给田汉，说；“美国也很流行这首歌，有很多人都用口琴在马路上吹奏。”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征集选定国旗和国徽图稿的工作，进展顺利。唯有国歌，虽征集到数以千计的稿件，却没有一首尽如人意的，第一届一次全国政协会议开幕在即，大家都为国歌无定稿而着急。
毛泽东同志关心着整个征选工作的进展。他亲自召集了二十多位有名望的同志一起商议，希望大家出出主意。就在这次会上，有位中年人提出了一项震惊四座的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代国歌。这位具有远见卓识的人是谁呢？他就是享誉中外的画家徐悲鸿，他的夫人廖静文对此有过这样一段回忆：
他去参加讨论国歌的会议以前，曾对廖静文说：“我准备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代国歌。”
廖静文说：“歌词里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不大好吧！”
“这有什么不好！”徐悲鸿微笑着说“人民在胜利中不忘记过去的斗争，它能鼓舞人们永远以昂扬的精神继续前进，《义勇军进行曲》正是这样，它歌唱了人民的意志。”
于是，在毛主席召集的座谈会上，徐悲鸿提出了以《义勇军进行曲》作代国歌的建议。徐悲鸿还认为这支歌唱出了民族自信心，唱出了为着理想不怕牺牲，敢于与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徐悲鸿的建议，得到周恩来同志的支持，他认为这支歌曲很雄壮、豪迈，有革命气概，节奏鲜明。但也有人认为新中国已经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已经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屹立于世界之林，而这首歌当中还有“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歌词是不是有些过时了。周恩来同志当即指出，这首歌在历史上曾起过巨大的作用，尽管现在新中国成立了，但今后还可能有战争，要居安思危。这一席话，使大家对这首歌的深远意义理解得更深刻了。
人家对徐悲鸿的建议纷纷赞同。最后，毛主席也表示同意，他综合了大家的意见，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
不久，在第一次政协会议上，正式通过《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
一支优秀的革命歌曲的力量是难以估量的。《义勇军进行曲》诞生后，迅速响遍祖国大地，传向全世界。无论你走到哪里，只要你听到它那振奋人心的旋律，你就会感到这是中华民族的歌，一种民族自豪感就会油然而生。
周恩来同志生前曾多次高度评价《义勇军进行曲》的思想和艺术价值。1 9 5 9 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聂耳》时，原来的结尾处理是：聂耳站在甲板上，轮船向远方航行。周恩来同志看过样片之后，建议把结尾改为群众在天安门前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奋勇前进，他颇动感情他说：“应该唱到天安门，多少人是唱着聂耳的歌走上革命的道路呵！”正式上映的影片《聂耳》正是按周恩来同志的建议安排的结尾。
《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这体现了全国各族同胞的心愿。可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歌词不让唱了，因作词者田汉被诬为叛徒在被打倒之列，1 9 7 8 年由于“左”的思潮影响，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决定改写国歌歌词，各方面对此一直有不同意见。1
9 8 2 年2 月，全国人民在讨论宪法修改草案中，各地各方面许多代表人物都提出要求恢复国歌的原来歌词，确定《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1 9 8 2 年1 2 月4
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通过决定，恢复《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这是顺乎民心，得到人民拥护的决定。人们唱着《义勇军进行曲》，不会忘记祖国过去受侵略、受压迫的苦难，不会忘记抛头颅、洒热血的英勇斗争，不会忘记今天的社会主义江山来之不易。唱着它，我们会居安思危，会鼓舞我们前进，前进，沿着党指引的航向，为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不断前进！
杰出的时代歌手——田汉
田汉，字寿昌，笔名陈瑜，1 8 9 8 年农历2 月20
日出生于湖南长沙东乡春华山下一户贫农的家里。
田汉的少年时代是不幸的。他九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他和两个弟弟靠母亲易克勤纺纱织布为生。因家境贫困，母亲只能勉强供他一人上私塾。但这种生活上的艰辛，对年幼的田汉虽然造成学习上的一些妨碍，但更多的是激励他更加奋发地去学习，去追求。他的老师具有一双慧眼，特别垂青这位英俊少年，1 9 1 2 年推荐田汉考入省城长沙师范学校公费学习。当时，师范学校校长是徐特立。那时，田汉没有钱买书、买蚊帐，曾得到徐老无微不至的爱护和帮助。在这所学校里田汉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1 9 1 6 年，田汉在师范学校毕业。此时，恰逢他的舅父易象被派赴日本任留学生经理员，这就为田汉去日本求学提供了一个机会。1
9 1 7 年，田汉便随同舅父到了日本，先习海军，后改学教育。但他酷爱文学戏剧，那时即有热心做一个剧作家的理想。田汉的舅父易象，字梅臣，早年参加同盟会，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是南社爱国诗人，后在长沙为军阀赵恒惕所害，年仅3
8 岁。易象之死，使田汉对封建军阀十分仇恨，青年时代的国难家仇，激励他以后在作品中不断地向封建制度冲击和挑战。在日本学习期间，经宗白华介绍，他结识了当时也在日本留学的郭沫若。他们情投意合，一见便成知己，书信往来甚多。他们之间真挚、坦率地纵谈文艺、爱情、生活，探索人生真谛，彼此以歌德、席勒相期许，后来，他与郭沫若、宗白华三人的通信公开发表，题名为《三叶集》。1
9 2 0 年，田汉在东京发表了独幕剧《环（王我）琳和蔷薇》。
1 9 2 2 年田汉回国，在上海中华书局任编辑，同时在大夏大学和上海大学任教。其间，他还与妻子易漱瑜创办《南国月刊》，他们自己筹钱印刷，自己校对稿件，自己装订，自办发行。《南国月刊》发表了《获虎之夜》、《咖啡店之一夜》、《午饭之前》等剧。他还翻译了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和《罗密欧与朱丽叶》，这是把莎翁的名剧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个译本。《南国月刊》还编发过郭沫若、郁达夫、宗白华等人的文稿。
1 9 2 5 年，田汉创立“南国电影剧社”，拍摄了他编写的第一部电影剧本《到民间去》。两年后，“南国电影剧杜”改组，简称为“南国社”，范围扩大为文学、绘画、音乐、戏剧、电影五大部，定其宗旨为“团结能与时代共痛痒之有为青年作艺术上之革命运动”。
1 9 2 7 年，田汉主持上海艺术大学文科，1 9
2 8 年建立“南国艺术学院”。这期间，拍摄了他编写的第二部电影剧本《断笛余音》，并举办了历时一周的艺术鱼龙会，演出了他创作的《生之意志》、《江村小景》、《画家与其妹妹》、《苏州夜话》、《名优之死》，以及他翻译的日本菊池宽《父归》等剧。著名戏剧艺术家欧阳予情和京剧表演艺术家周信芳，在会上演出了欧阳予情创作的新京剧《潘金莲》。这一活动，轰动了当时的上海，获得很大成功。参加南国社这一活动的师生，还有洪深、徐悲鸿、唐槐秋、黄芝岗、陈白尘、金焰、郑君里、廖沫沙、吴作人、张曙、赵铭彝、顾梦鹤、陈凝秋（塞克）、俞珊、唐叔明等。
田汉的文学道路是曲折的，但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对真理的追求，尤其是在五四运动以后，受到马列主义和来自苏联的普罗文学的影响，他的创作思想开始转变，逐渐摆脱唯美主义，浪漫主义、感伤主义的情调和色彩，坚决地朝着人民大众的革命戏剧运动方向前进。1 9 3 0 年，他的《我们的自己批判》在《南国月刊》上公开发表，对近十年的“南国”戏剧运动作了总结并对自己的创作思想作了自我批判。同年6
月，在上海演出了田汉根据法国作家梅里美的小说改编的六幕剧《卡门》。反动军警以所谓“鼓吹阶级斗争，宣传赤化”的罪名下令禁演，“南国杜”也遭到查抄。田汉即于此时带领“南国社”全体成员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从此他的活动转入地下。
1 9 3 2 年，田汉在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中央文委委员。在党的领导下，他在文艺的多种领域努力创作，取得了不少成果。话剧方面，他写了《乱钟》、《梅雨》、《1
9 3 2 的月光曲》、《回春之曲》等；电影方面写了《三个摩登女性》、《母性之光》、《民族生存》、《黄金时代》等；他还积极组织和推广革命音乐恬动，创作了大量歌词。音乐家聂耳、洗星海、张曙、贺绿汀等，都是他密切的合作者。有些歌曲至今还在流传，如《毕业歌》等。
1 9 3 4 年，田汉创作了中国第一部新歌剧《扬子江暴风雨》。由聂耳作曲并担任导演和主演，在上海演出时获得很好的效果。闭幕后，观众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久久不离开剧场。在他编写的电影剧本《风云儿女》中，他创作了主题歌歌词《义勇军进行曲》，由聂耳谱曲，很快在国内广为流传。
1 9 3 5 年2 月，田汉在上海被捕，后解往南京，因患背疽，经徐悲鸿等保释，出狱就医，软禁南京。他在狱中表现坚定，曾将铜板磨成五角星，并留有诗词以示志不可屈。
在出狱后的一段时间里，田汉组织中国舞台协会，在南京这个国民党心脏地区，演出《回春之曲》、《洪水》、《复活》等进步戏剧，对国民党投降卖国的反动统治，给予辛辣的讽刺和抨击。
1 9 3 7 年芦沟桥事变爆发，国共再次合作，田汉被解除了在南京的软禁，恢复了自由。这期间，他及时写了多幕剧《芦沟桥》，遭到国民党禁演。同年年底，田汉回到故乡长沙，创办《抗战日报》，并担任主编，副主编是廖沫沙。次年，郭沫若来长沙约他同去武汉，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参加国民政府国防部三厅的文艺宣传工作。他根据党的指示，在武汉组织了十个抗敌演剧队，四个戏曲宣传队。在抗战初期，他创作和改编了大量的戏曲剧本，如《新儿女英雄传》、《江汉渔歌》等，热情支持剧团演出，与当时戏曲界许多艺人，建立了深厚感情。
四十年代初，田汉在桂林居住过好几年。这期间，他全力扶植以演剧队成员为骨干的新中国剧社，演出他创作的《秋色赋》、《风雨归舟》等剧，主编《戏剧春秋》月刊。
抗日战争胜利后，田汉回到上海，先后写出了话剧《丽人行》，电影《忆江南》、《梨园英烈》等剧本，《丽人行》后来也改编拍摄成电影。
1 9 4 8 年田汉经天津到河北平山西柏坡党中央驻地，准备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在那里，他见到了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他从白区来到解放区的自由天地，内心的喜悦是不言而喻的。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上，他和聂耳合作的《义勇军进行曲》，被选为新中国的代国歌。1
9 4 9 年1 0 月l 日，激越雄壮的国歌响彻宏伟的天安门广场。
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任文化部戏曲改进局、艺术局局长，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党组书记，中国文联副主席等职。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但他没有官架子，保留着过去那种性格和作风，平易近人，助人为乐。1 9 5 7 年，田汉就是出于对演员的深切关怀，为他们的青春请命，意外地受到批判。道路崎岖，并没有使他沉默，止步不前，而是一面做行政工作，一面坚持戏剧创作，写出了《关汉卿》、《文成公主》，优秀的新编历史剧目《谢瑶环》，蜚声话剧舞台。
田汉堪称文艺界的一位团结模范。周恩来同志曾经说过：“田汉同志在社会上是三教九流、五湖四海，无不交往。他关心老艺人，善于团结老艺人，使他们接近党，为党工作，这是他的一个长处。”不论在话剧界、戏剧界、电影界、音乐界，以及广大的文艺工作者中间，他都善于联系群众，团结群众，经常倾听群众意见，表达广大群众的心声。
1 9 6 2 年，广州创作会议提出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由于田汉积极贯彻和宣传这一方针，遭到江青、张春桥一伙的忌恨。1
9 6 3 年，田汉去上海参加华东话剧创作会演，会上，张春桥等别有用心地提出“写十三年”的口号，与周总理提出的方针相对抗，并散布田汉是“叛徒”，在政治上给以恶毒的攻击。1
9 6 6 年“文化革命”开始，林彪、康生以田汉的京剧《谢瑶环》中有“为民请命”、“载舟覆舟”等词句为由，加以“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之罪名，在全国报刊上点名批判，进而将三十年代以来党领导的文艺战线统统污蔑为“文艺黑线”。1
9 6 6 年田汉被捕人狱。1 9 6 8 年1 2 月1 0 日，他因长期被残酷迫害含冤死在狱中，终年七十岁。
粉碎“四人帮”后，田汉的冤案得到平反昭雪。1 9 7
9 年4 月2 5 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田汉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文艺界一千余人参加悼念。追悼会由廖承志主持，茅盾致悼词。
田汉的名字将永载于中国文学史上。他的戏剧和诗歌，特别是定为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将永远在人民中传唱。
人民音乐家－－－聂耳
聂耳，是现代作曲家、我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莫基者、我国国歌的作曲者。
聂耳的一生是短暂的，但他给我们留下了不朽的艺术遗产。他生前作有歌曲《义勇军进行曲》、《开路先锋》、《大路歌》、《打长江》、《铁蹄下的歌女》等三十余首。《翠湖春晓》等器乐曲四首。这些作品，有写煤矿工人、纺织工人、码头工人和筑路工人的，有写农民与旱灾作斗争的，还有以农村姑娘、牧羊女和歌女为题材的，也有写青年学生、少年儿童、报童生活的。作品通过不同的人物、不同的内容，揭示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表现了时代的最强音，对团结人民、鼓舞斗志，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特别是表现中华民族巍然屹立不可战胜的《义勇军进行曲》，它的每个音符，每个乐句，仿佛都蕴藏着千钧之力。这首歌，在风雨如磐的黑夜，象黄钟大吕激励亿万群众，冒着敌人的炮火一往直前；而今，它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已响彻祖国大地，激励着我们历尽重重艰难险阻，走向繁荣富强！
聂耳四岁时，父亲便病故了，家境贫苦，艰难。坚毅的母亲，不仅含辛茹苦，承当着全部家务劳动，而且从不放松对儿女的教育。几乎每天晚上，她都要给孩子们讲岳飞、《柳荫记》、《孟姜女》等流传于民间的故事。母亲常常用滇戏或花灯曲牌边唱边讲。这些低徊哀婉的歌声，象潺潺小溪一样注入聂耳幼小的心房。成为他音乐艺术的启蒙教育。
聂耳家附近，有个姓邱的木匠会吹笛子。那悠扬笛声常常使聂耳入迷，后来，他和邱木匠熟识了，就利用课余时间跟他学吹笛子，不久又学会了拉二胡，弹三弦和月琴。音乐，启迪了聂耳的智慧，也丰富了他的生活。在学校他被推为“儿童乐队”的指挥；在家里他和两个哥哥成立了“家庭小乐队”。课余或假日，他们常常结伴到西山、金殿等风光秀丽、环境清幽的地方练习合奏，有时，吃过晚饭，他们坐在翠湖堤上，一会儿合奏，一会儿独奏，一会唱歌，通宵达旦，尽欢而归。
一次，聂耳路过一座庙堂，遇上庙里的乐师们正在演奏“洞经调”。那曲调时而高昂欢快，时而低沉忧伤，穿插其间的打击乐，节奏明快，动人心弦。洞经调虽是庙堂音乐，但它包含厂不少民间音乐的精华，爱好音乐的聂耳被吸引住了，久久舍不得离去。忽然，他发现乐师中有个吹笛子的人，是他家过去的老邻居。他喜出望外。事后，他带上纸和笔，找到这位吹笛子的乐师，恭恭敬敬地请他一段一段口述，自己将曲谱记录下来。后来，聂耳在上海创作的器乐曲《翠湖春晓》，其意境有他与伙伴在翠湖堤上演奏时获得的神韵，也有这洞经调的“影子”。
1 9 2 7 年，聂耳考进了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这所进步学校里受到一些革命思想的影响，经常参加学校组织的文艺宣传活动。他不但搞音乐也演话剧。他的处女作《省师附小校歌》，就是这个时候问世的。这支歌曲雄壮有力，富有朝气，已显露出他的才华。也就在这个时期，他开始接触小提琴，常常到西山美人峰下孜孜不倦地练琴。
1 9 2 7 年，大革命刚刚失败，革命处于低潮时期。他不顾反动派的迫害，积极参加我党领导的青年读书会和音乐、戏剧的演出，参与散发传单等秘密活动，并毅然加入了共青团组织。
1 9 3 0 年夏，十九岁的聂耳在省立第一师范毕业了。正当他要走上工作岗位时，意外的事发生了，由于聂耳参与进步学生活动，被叛徒告密，当局下令要逮捕他。当时，他三哥聂叙伦刚从日本回来，准备去上海工作。为了躲避反动当局的迫害，他三哥将计就计，让弟弟顶自己的名，连夜离开昆明去上海。
到上海后，经朋友介绍，聂耳进了一家名叫“云丰中庄”小商号当伙计。这家小商号只供食宿，不给工资。在那里，聂耳每天劳动长达十小时以上。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他仍然每天坚持学英语、日语，练习小提琴。
1 9 3 1 年4 月，聂耳以刻苦自学的成绩和多方向才能，考入了“明月歌舞剧团”。从此，正式开始了他的艺术生涯。
聂耳进入“明月歌舞剧社”，如鱼得水，英雄有了用武之地。他每天练琴坚持在六个小时以上，专心致志，毫不旁顾。功夫不负有心人，不到三个月，他就成了乐队的主要小提琴手，接着，又学习作曲，研究和声，钻研民族音乐，并开始了他早期的音乐创作。
不久，聂耳离开了“明月歌舞剧社”，到了距离抗日前线较近的北平。在北平，他与左翼戏联和音联的同志取得联系，参加了他们组织的一些活动和演出。他常在群众性的集会上，演奏《国际歌》，听众随着他的乐声齐声合唱。他还到天桥去看贫苦人的各种演唱，细心地倾听他们的心声，体验他们的思想感情。他在1
9 3 2 年9 月1 1 日的日记中写道：“在这里充满了工人们、车夫、流氓无产阶级的汗臭。……有的在卖嗓子，有的在卖武功，这些吼声，这些真刀实枪的对打声、锣鼓声……这是他们生命的挣扎，这是他们向敌人进攻的冲锋号。”
1 9 3 2 年1 1 月，他从北平又回到上海，先后在联华影业公司一厂、百代唱片公司、联华影业公司二厂为电影配音和作曲。这一时期，由于他和许多进步的文艺工作者经常接触，思想进步更快。上海“苏联之友社”成立音乐小组后，他和任光、张曙等积极参加了音乐小组的活动。后来，他又和任光发起成立了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
1 9 3 3 年初，聂耳由田汉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不仅获得了新的政治生命，艺木才华也得到进一步的发挥。他一生中的创作，绝大部分都是在1
9 3 3 一1 9 3 5 年之间完成的，这期间，正是民族危机极为严重的时期，也是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人民实行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最疯狂的时候。聂耳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在他创作的歌曲中，表达了人民的呼声、民族的怒吼。
1 9 3 4 年是聂耳创作最旺盛的一年。这年，他为田汉的歌剧《扬子江的暴风雨》创作了《打砖歌》、《打桩歌》、《码头工人歌》、《前进歌》，并担任导演和主演；为电影《桃李劫》谱写了主题歌《毕业歌》；为电影《大路》谱写了主题歌《大路歌》和插曲《开路先锋》；为电影《新女性》谱写了主题歌《新女性》；为电影《飞花村》谱写了主题歌《飞花歌》；还创作了儿童歌曲《卖报歌》等。1
9 3 5 年，为话剧《回春之曲》谱写了《梅娘曲》，又为电影《逃亡》作主题歌《自己歌》和插曲《塞外村女》；还创作了《采菱歌》、《打长江》等歌曲。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他创作出了三十余首充满战斗激情和富于劳动人民感情的歌曲。
聂耳的创作之所以能够深刻地反映现实，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深入人民的斗争生活；和群众同命运、共呼吸，从十五、六岁起，他一直满腔热悄地投入到现实斗争之中，对人民大众的思想感情和要求，有着比较深刻的体验和了解。但每当进行创作时，他又不满足于自己已有的生活积累，而要根据创作的具体内容，一次又一次地到群众中间，去体验和熟悉生活。写《新女性》这首歌时，他花了不少日子，在风寒霜冷的秋夜，步行一个多钟头赶到沪西纱厂，观察和了解女工们的生活和思想。为了写《码头工人歌》，他经常到黄浦江边的码头，观察和厂了解搬运工人的劳动情景，倾听他们的苦难呼声，认真记录下劳动号子的节奏和音调，然后把它运用到自己的作品中去。聂耳努力在生活实践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力求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观察生活，由表及里地认识生活的本质和历史发展的方向，从而，使他的作品能那样生动地刻画出各个阶层不同人物的典型情绪和典型性格。
聂耳对创作从来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歌曲《开路先锋》的歌词开头有三个“轰”字，轰字后面紧跟着有几声笑声。歌词作者孙师毅告诉聂耳，他的创作意图是：三个“轰”字是想表现要轰倒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笑声表现出一种革命的乐观主义情怀，聂耳为了写好这个进行曲，体会词作者意图，反复进行构思。一天，聂耳整夜在房间里大步走来走去，用各种不同的哈哈大笑声，来进行比较选择，住在他楼下的房东，以为他发了神经病，第二天就撵他搬了家。
聂耳是我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他的音乐创作，以崭新的内容和创新的形式，鲜明生动地塑造了作为历史推动者的工农群众的战斗形象，深刻有力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对人民的奴役和压榨，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斗志。
聂耳在艺术上的创新，是立足于民族音乐优秀传统（包括五四的现实主义传统）的基础上，同时又与批判地吸收外国音乐的创作经验相结合，因而具有新的气质，但又不脱离民族音乐的传统，真正做到革命内容和民族形式的完美结合。
聂耳在艺术上的成就，是同他努力提高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刻苦钻研艺术技巧分不开的，理论修养的提高，使他确立了正确的创作思想；刻苦钻研艺术技巧，又使他获取创造性地运用音乐手段的自由。他第一次塑造了工人阶级的伟大形象，为无产阶级革命音乐开辟了道路。
在聂耳的作品中，看个到个人的感伤、颓丧、忧郁和失望，只有充满着对敌人的无比愤怒和对人民的深挚的爱。即使是象《铁蹄下的歌女》这样描写歌女“被鞭挞得遍体鳞伤”的歌，也仍然是悲伤而不绝望。
聂耳反对文艺脱离生活，脱离人民，“为艺术而艺术”。1
9 3 2 年7 月1 3 日，他曾以“黑天使”的笔名写了一篇《中国歌舞短论》发表在《电影艺术》第一卷第三期上，《电影艺术》是上海左翼剧联主持的一份电影理论刊物，聂耳所写的“短论”，虽然只有几百字，但内容丰富，论据精辟，辞锋犀利，击中要害。他揭露了当时中国歌舞“鼻祖”率领下的一班红男绿女，打着“艺术”与“教育”的幌子，实际上卖弄“香艳肉感、热情流露”的“软功夫”，其社会效果是“被麻醉的青年儿童，无数！无数！”聂耳批评《芭蕉叶上诗》这样庸俗低下的歌舞，“简直不成东西……当中所加的对话，更是乱七八糟。”他不顾黎锦晖是当时青乐界的权威、自己的顶头上司，尖锐指出：“我们所需要的不是软豆腐，而是真刀真枪的硬功夫！”“今后的歌舞，若果仍是为歌舞而歌舞，那末，根本莫想踏上艺术之途！”、“亲爱的创办歌舞的鼻祖哟！你不要以为你有反封建意识便以为满足！你不听见在这地球上，有着无穷的一群人在你的周围呐喊，狂呼；你要向那群众深入，在这里面，你将有新鲜的材料，创造出新鲜的艺术。喂！努力！那条才是时代的大路！”黎锦晖以后曾说过，聂耳“对我个人曾贡献过许多宝贵的意见，我深为感动，……我酝成了火灾（指我作的流行曲泛滥不可收拾）……他对我热情善意的劝勉，终于使我结束了坏歌曲的写作。”
中国另一位杰出的人民音乐家洗星海曾写道：“聂耳的创作精神和不断的努力是中国一般青年音乐家中我最佩服的一个……我被他的大众歌声所感动。他给我们力量，他给我们鼓励、希望。”中国许许多多后来的优秀音乐家、艺术家，是沿着聂耳的道路前进的。
聂耳不幸于1 9 3 5 年7 月1 7 日在日本鹄沼海滨溺水逝世，当时留日学生和华侨召开紧急会议，公推聂耳生前好友张天虚赶赴现场收殓，并在当地火化，负责将骨灰送回祖国。1
9 3 6 年，张大虚几经辗转，将骨灰送回上海。1 9 3 7 年8 月，由聂耳胞兄聂叙伦接回家乡，次年安葬于昆明西山高晓山麓华亭寺附近的山坡上。墓前竖有徐嘉瑞撰“划时代的音乐家聂耳之墓”的石碑。
1 9 5 4 年聂耳墓重修时，郭沫若手书“人民音乐家聂耳之墓”刻石树碑，以代徐碑。旧墓地，虽周围景色佳秀，但比较狭窄，春城人民一再要求重建聂耳墓。1 9 8
0 年5 月，在云南省和昆明市人民政府的关怀下，聂耳骨灰迁葬个西山太华寺与三清阁之间的新建墓地。这里地势宽敞，层林叠翠，是聂耳生前喜爱的地方。
聂耳新墓地设计新颖别致，整个墓台象一把琴，显示了墓地长眠的是一位握琴为人民歌唱的人；墓前有二十四级台阶，象征聂耳终年二十四岁；台前砌有七个二尺见方的花坛，寓意歌谱的七个音符。石碑竖立在墓台琴盘的正中央，石碑正面镌刻着郭沫若的手书“人民音乐家聂耳之墓”九个大字，背面是郭老撰写赞誉聂耳的墓志铭，全文是：“聂耳同志，中国革命之号角、人民解放之鼙鼓也，其所谱《义勇军进行曲》已被选为代用国歌。间其声莫不油然而兴爱国之思，壮然而宏志士之志，毅然而趣于共同之鹄的。聂耳乎，巍巍然其与国族并寿而永垂不朽乎！”（镌刻的碑文原无标点）。基台的最后面，还竖着一座由七块乌亮的大理石拼成的墓碑。上书“人民音乐家聂耳之墓”九个白色大字，庄严而肃穆。
每年2 月和7 月，在聂耳诞辰和逝世的日子里，前来拜谒的人们，把一束束鲜花献在墓前，呼唤着他的名字，咏唱着他生前谱写的歌，久久不愿离去。
大海夺去了聂耳年轻的生命，但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他的歌，将世世代代传唱下去，激励人们去建设和斗争！
在聂耳“终焉之地”藤泽市，各界友好人士为了纪念这位中国的人民音乐家，表达日中两国人民的情谊，1
9 4 9 年1 1 月，在藤泽市市长叶山峻的双亲倡议和该市各界人民、华侨的积极参加下，开始了建立聂耳纪念碑的募捐、筹备运动。叶山峻市长的父亲叶山义三郎、母亲叶山冬子，在生前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主张日中友好。
经过日本朋友的努力，1 9 5 4 年1 1 月1 日，纪念碑建成完工。不幸的是，在1
9 5 6 年第二十七号台风袭击下，这座建在海滨的纪念碑流失了。
强台风损毁了纪念碑，但中日人民的友好情谊和日本人民对聂耳的怀念，是什么力量也破坏不了的。1 9 6 3 年6 月1 日，又成立了以藤泽市原议会议长山仓吉为会长、叶山峻为事务局长的聂耳纪念碑保存会，开始重建聂耳纪念碑，并于1
9 6 5 年建成。
耳形的聂耳纪念碑坐落在引地川流入太平洋的鹄沼海滨。原纪念碑为铜碑，重建时改用花岗岩雕成，平放的耳形纪念碑，衬以长方形的大墓座，在阳光照耀下显得格外晶莹、明净。纪念碑四周，绿草如茵，繁花簇锦，犹如聂耳安详地静卧在花草丛中，侧耳倾听着大海的阵阵涛声。纪念碑人口处右侧，立着一块黑色花岗岩石碑，上面镌刻着“聂耳终焉之地”六个笔力道遒，蕴意隽永的大字，是郭沫若1 9 6 5 年7 月1 7 日亲笔题写的。左侧立着一块刻有介绍聂耳生平事迹的石碑，碑文字体秀美而富有功力，刻工十分精细，是由日本著名戏剧家秋田雨雀先生撰文，著名书法家丰道春海先生手书的，秋田是聂耳在日本结识的不少朋友之一，他在碑文中写道：“聂耳在暂短的二十几年生涯中，歌唱中国人民的劳动，留下了大路歌、码头工人歌等大作，现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也是他作的曲。听吧，聂耳为亚洲解放的吼声至今仍回响在我们的耳际！”
每年7 月1 7 日这一天，聂耳纪念碑保存会、湘南日中友好协会和藤泽市各界朋友、华侨，都在这里举行纪念活动。保存会印制了聂耳纪念帖，帖中有聂耳的照片、简历。国歌曲谱、郭沫若的题词，由秋田雨雀撰文，丰道春海书写的碑文，还有叶山峻写的纪念文章《聂耳与我》。保存会还特别制了银白色的聂耳纪念章，以示爱戴。怀念聂耳之心，体现了日中人民之间的深情厚谊。
附录三：
（1 ）我国历史上的国歌
从历史上看，我国国歌的制定，只是近百年的事情。
我国最早的国歌，大约产生于十九世纪末期。1 8 9 6
年，清朝政府曾派遣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作外交特使，赴西欧和俄国作礼节性的访问，在那些欢迎会上，照国际惯例：是要演奏宾、主两国国歌的。但当时腐朽败落的清朝政府，哪里有什么国歌！为了应付门面，只好临时编制一首，不过逢场作戏而已，也叫不出个什么名称。但因它是李鸿章最早使用的，后来人们便称它为《李中堂乐》。这首《李中堂乐》的歌词，采用的是一首陈腐不堪的七绝诗：
“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太平天子朝天日，五色云车驾六龙。”
此后，在十多年内，清朝政府在与外国交往以及国内大典中，也都袭用这首歌，可以说，它在某些场合实际上起了国歌的作用。
二十世纪初期，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清王朝为了挽救灭亡的命运，欺骗国内日益高涨的民主呼声，竟也几次下诏宣称要“立宪”了。1 9 1 1 年，清政府还煞有介事地颁布了一支国歌，名日：《巩金瓯》。歌词中有什么“巩金瓯，承天祷，民物欣凫藻……帝国苍穹保，天高高，河滔滔”等令人很难懂的词句。一个月后，辛亥革命爆发了。这首所谓的国歌，也就伴随灭亡了的清王朝，一起被历史淹没了，在中国人民中间，知道它的，可谓寥寥无几。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在南京设立了临时大总统府，当时演奏的国歌歌词是这样的：
“中国雄立宇宙间，
廓八埏，
华胄来自昆仑巅，
江河浩荡山连绵，
共和五旗开尧天
亿万年。”
后来，袁世凯的北洋政府也沿用这首国歌。1 9 1 5 年，袁世凯策划恢复封建帝制，为了给自己造舆论，他擅自下令，将歌词中的“共和五旗”改为“勋华揖让”，暗示民国政府将采用唐尧虞舜的禅让制，暴露出他复辟帝制的狼子野心。
这首国歌，在袁世凯垮台后，历届北洋军阀政府仍沿袭使用。1
9 2 0 年，段祺瑞政府命教育部出面，专设了一个“国歌研究会”，征集曲谱。最后采用著名作曲家肖友梅的作品，曲谱系用中西并用的曲调：所填歌词，仍是一首中国古诗，相传为虞舜所作，名叫《卿云歌》。
1 9 2 0 年1 0 月，该歌由当时的教育部报请国务院批准，定为国歌，并下令于1
9 2 1 年7 月在全国施行。然而，这首文词古奥的东西，是决不会被大众所接受的，所以，也很少有人知道它。
（2 ）世界上一些国家的国歌
世界上最先制定国歌的国家是荷兰，荷兰国歌为《威廉·凡·那骚》，产生于1
5 6 8 年，荷兰人民反抗西班牙统治者的斗争中，距今已有四百多年了。
世界上最短的国歌，是科威特的国歌，演奏一次只用三十秒钟。
世界上最长的国歌是智利国歌，全部演奏完毕需要三分钟之久。
世界上最著名的国歌是法国的《马赛曲》，又名为《莱茵河军队战歌》，它诞生于1 7 9 2 年法国的大革命中，1 7 9 5 年被正式定为法兰西国歌。作者鲁日．德，李尔是一位工兵大尉。
日本国歌《君之代》的歌词，产生于九世纪末，比其他国家国歌的歌词都早。但是，真正成为歌曲被人们传唱，却是千年以后的事了。1 8 7 0 年，经一位英国驻日炮兵军乐队教官，将《君之代》谱上曲子，才成为歌曲，1 8 8 1 年7 月，日本专门成立了国歌乐谱修改委员会，对原来的乐曲作了修改，1
8 8 8 年定为国歌。
世界上不少国家，在没有制定出正式国歌之前，往往把一首合乎国情民意的歌曲定为代国歌。苏联建国之初，曾以《国际歌》为代国歌。
美国国歌的产生，颇有一点故事性。国歌《星条旗》的作者弗朗西斯·斯科特·伊克，是一位律师。一次，他登上停泊在切萨皮克海湾的一艘英国“明顿”号战俘交换船上，请求释放被俘的朋友威廉·比恩斯。英军答应了他的要求。但是，因为当晚英军准备炮轰美国的马克亨利要塞，不准他离船上岸，第二天黎明，伊克律师站在船头，遥望要塞上空，自己国家的星条旗依然猎猎招展，激动万分，当场写出了《星条旗》歌的第一段歌词。离船后，又一口气把其余各段歌词也写完了。几天后，他采用一位英国人为伦敦某业余音乐团体写的一首歌的曲子作为这首歌词的曲谱，公开发表。1
9 3 1 年春，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把《星条旗》定为国歌，同年3 月3 日，经胡佛总统签字生效，正式定为国歌。
英国国歌是《上帝佑我女王》。许多国家都曾以英国国歌作为自己的国歌。现在，世界上至少有十几个国家的国歌采用的是《上帝佑我女王》的调子－－－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德国。
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新国歌都设法避免了对个人的赞颂。个别的，如加纳国歌唱的是对恩克鲁玛的赞辞，还有突尼斯国歌赞扬“我们伟大领袖哈比卜的精神”（哈比卜为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的名字），但是此外就没有什么新独立国家利用它们的国歌来颂扬当代的英雄。